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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支柱（2）
再讲“第三根支柱”——正统思想与传统道德评价。“尊汉抑曹”与“愚忠”思想向来成为批评家们的两个箭靶。恰恰是书中人物也是本书的这两种倾向，抓住了决定一种读物与人物历史命运的最要命的两个关键环节。——执政者与大众。没有哪个帝王者流会希望有曹操、董卓、司马懿式的人物出现，也没有哪个执掌大权的人物希望自己的部下出现叛臣贼子。此种思想古今中外概出一辙。而大众又无不喜爱英雄人物、喜爱忠臣。所以，在全书中最招人忌恨的便是曹操、司马氏；最受人尊崇的就是诸葛亮与关羽。曹操在智谋胜算上绝不亚于诸葛亮，而且可以说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但曹操就是被钉在了耻辱柱上，诸葛亮成了千古楷模，而关羽和司马懿相比也同样不成比例，但司马懿连同他那一家子和曹操一样的口碑下场，而关羽则成了流芳百代的关圣帝君。一方面有历代官方的推崇，一方面有大众的喜爱，尤其一有民族灾难的发生，不要说官方与大众，就是那些攻击朝政的文人们也自动把三国时代的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和历史事件当成影射当时政治之工具。就这样在一代代当政者的推崇下，在一代代读者的喜欢下，这本书获得了最大的市场成功。是的，许多批评家们的话都有道理，甚至很有见地，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老百姓就认他自己的死理。老百姓本来就是“众不可以户说”的分散群体，不像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一个广场大会就可以人人皆知。所以就是毛泽东说要给曹操翻案，郭沫若、翦伯赞这等人物利用中国最大的政治媒体来给曹操翻案，许多大大小小的文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而且一直翻到如今，可是这个案翻不了，人们就是那样一种千古不变的看法，你有什么辙？更何况，人们的评价也许并不是没有道理，这些都留到那些个体人物的章节中去说。
不管怎么说，三国的故事自两晋肇始便一路演绎过来；《三国演义》自明清以降便流行天下至今不衰，且将会一代代流传下去。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坐古生根的东西，你就是挖地三尺也挖不净，罄南山之竹也批不倒；那些头重脚轻的东西，就像水中的浮萍，你想留也留不住。人心向背与大众需求是决定一切的，想改变这一点，不要说几个象牙塔里的小文人大文人的口诛笔伐，就是政权的力量也办不到。有人说深刻者才有力量，但越是“肤浅”的东西才得以流行。无理的“肤浅”靠时尚的力量得以流行一时，但流行不了一世；“肤浅”得有理则可以流行百代，这种跨越时空的流行就是一种历史的力量。什么是“深刻”？能够力透纸背、深入人心的东西才称得上深刻，只在一个小圈子内被认为深刻的东西、对于大众而言则是比真正的肤浅更无用的东西。而越是深刻的东西、深刻的人往往都遭际到“悬瓜弃井”的命运，多缘于这些东西、这些人本来就没什么用。当然，这样说决不是倡导肤浅，反对深刻，无非是更强调要注重社会效果，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本身就不是为了展览、陈列、收藏、拍卖而生产的，而是为了让人们阅读才创作的，因而必须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与心理。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物都有存在的理由，所有发生的现象都有它发生的根源。万物都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匠人不做废物，造物就更不会浪费天物。狗屎可以肥田，猪头可以上供，只要不放错了地方，什么都有用。就像有人所说的：在化学家眼中是没什么垃圾与赃物的。深刻的东西就放到需要深刻的地方去，你不要非来干预肤浅。用一斗盐、用一车盐想让淡水湖变咸，那肯定比移山的愚公还要愚，我就不认为愚公有什么好学的，让子孙万代都跟他去挑土篮？那是对生命的践踏和浪费。这个世界之所以经常乱套就是因为狗屎总要争当供品，猪头却被用来去拱地，所以才会天下大乱。说过了《三国演义》，还是让我们来粗略地看一下三国的历史吧。
三国政治优势之比较（1）
在百年混战中击败绝大多数军阀能够得以互相分庭抗礼长期鼎立的三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必然有他独特的优势，方能得以生存发展，这似乎是不用怀疑的，这也是一种必然使然。
三国政治优势之比较：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统王牌 —— 蜀汉刘皇叔“匡扶汉室”的政治旗帜 —— 孙吴地方豪强世家的“家门政治”
古今中外凡举大事成大事者首重政治口号的提出，作为自己的政治旗帜，明确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广政治招徕，就是要做好“政治广告”。对于这一点农民起义军都懂得。
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就在鱼肚子里装上帛书写上“陈胜王”的字样，又在夜里派人模仿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这就是最原始的“政治广告”、政治纲领——要推翻秦朝、兴继楚国。黄巾大起义的纲领就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天当立，岁在甲子”。三国的三位主子绝不会比农民义军政治智商低，因而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与政治优势，这也正是他们与那些目光短浅的大小军阀们的不同之处。
曹操与孙权、刘备相比在这方面是最无个人出身政治优势的。刘备是皇室后裔；孙权是军事家孙武的后人；而曹操却是一个宦官的后代，他为此似乎半世无颜，常以这个不好的出身为憾事。但是他的养父曹嵩曾是朝中的大司农、太尉，因而对于曹操早期的政治生涯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否则他不可能从二十几岁就连任洛阳北部尉、县令、议郎、典军校尉等职务，并迅速跃迁到中央一级的政治权力中心，得预朝中大事。在他的养父失权后，他又紧紧抓住了汉献帝这个东汉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来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且终生没有放弃，一直到死他仍尊奉献帝为皇帝，直到曹丕继魏才把献帝废掉。从这一点上看，曹操的个人政治优势在三雄中似乎又是最强的，起点又是最高的，发展也是最快的。他有着最直接的可以直接利用的政治梯子助他爬升。
汉献帝先受董卓专政的控制；董卓被杀后又受他的部将李专政的控制；后由李的部将杨奉拥戴逃往河南陕县，又被追迫得北渡黄河逃到山西平陆东北的大阳县。汉献帝身边只有十几个人。这是公元196年12月的事。献帝连居处都无定所，常在野外露宿，天子与朝臣行礼会见时，士兵趴在篱笆上看笑话互相打闹为乐。后来献帝又回到了洛阳，但洛阳早已被毁，仍无住处衣食供给。百官采野菜而食，有饿死在废墟上的。这时的曹操已打败吕布，攻下许县，离洛阳很近。曹操的首席军师荀彧听说献帝回到洛阳，便马上向曹操建议：赶快把献帝接到许县，以许县为都城。如果晚了，被其他人抢先便来不及了。曹操便先派曹洪为前驱，之后自己又亲自带兵到洛阳把献帝接到许县，并以洛阳残破为借口，把许县定为临时都城，所以许县又称许都。并请献帝任命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这“侍中”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日常陪侍天子随时准备应对顾问的角色；那么“尚书令”又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统领朝廷奏章、文书、政务的最高总管。这两个职务使荀彧能随时知道皇帝的言行；所有入奏的奏章折子书信与发出的文件、命令都要经过他的手。这就等于曹操直接控制着汉献帝的全部信息集中与发散。这就可以用天子的名义来行事，这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真正含义。这也是曹操在政治上远超越于其他军阀之处。也正是这块招牌为他收拢了人们向汉的人心，聚集了许多优秀人才。
三国政治优势之比较（2）
在汉献帝逃难未归洛阳时，袁绍的谋臣沮授就建议他“迎大驾安宫邺都”，并以此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意思是说把皇帝接到我们的邺城，以此为都，从此便可以以天子的名义指挥各地方军阀，以朝廷的名义募集军队，随时###不服从的地方。非常可惜的是袁绍谋士想到的全部思路袁绍不用却全部为曹操所实践。因为袁绍是个既没有远见也没有主见的人，他不听沮授的建议，却听从了其他谋臣的主张，他们认为把天子弄到跟前来，得事事请示汇报，行动诸多不方便。这就看出眉眼高低的不同了。曹操已经把皇帝当成工具了，可袁绍却还把皇帝当司令；曹操想的是利用最高权力来获得超级权力，袁绍想的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