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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描绘世界各地人物的容貌，这些人物形象本身可能只是表现出艺术家们的一种新意识，但是在帕多瓦 一幅1306年的“基督圣袍”画中，不仅礼袍是采用蒙古人的样式和布料制成的，而且其金色边纹也是用蒙古文字来描绘的，它们就是忽必烈汗钦定的、呈四方形的八思巴字。在同一所教堂中还有一幅“不贞的罪恶”，画中有一个戴着遮阳帽的妇女，而这种帽子又是忽必烈汗所喜爱的款式。在画中，《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先知们，捧着多卷展开的古书，上面的正文难以辨认出是蒙古原稿，但字迹和衣服却是来自于忽必烈汗朝廷的，这就暗示我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蒙古帝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在蒙古人的容貌和手稿开始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艺术中时，同样地，蒙古的观念也开始出现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哲学著作中。蒙古观念和政策的本质集中体现在德国传教士尼古拉·库萨的作品中，他那篇写于1440年的散文《博学的无知》可能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在君士坦丁堡陷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前夕，他还在那里花时间处理教会事务，他后来的作品揭示出，他非常熟悉波斯、阿拉伯和蒙古文化的观念。1453年，他撰写长篇散文《信仰的和平》，其中，他虚构出十七个民族和宗教代表人物的对话，讨论关于促进全球和平谅解的最佳途径。作者对蒙古宗教思想体系的认识绝不是表面上的，他引用鞑靼代表形容自己民族的话，那位代表说自己的民族是“一群数量众多而性格纯朴的人民，崇拜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对其他人举行的各种礼拜仪式感到吃惊，尽管那些人与他们崇拜同一个上帝。他们嘲笑基督徒、阿拉伯人和犹太教徒去除邪念时所采用的习俗：有些人在额头标上印记，有些人则接受洗礼”。作者也记录下蒙古人对基督教祭祀仪式和神学的疑惑，特别是“在各种各样的祭品中，有很多基督教的祭品，包括信徒提供的面包和酒，基督徒说这是基督的肉体和鲜血。在供奉之后他们饮食了这些祭品，这种行径似乎令人憎恶，因为他们吞吃了他们所崇拜的圣物”。
在辩论中，虚构的鞑靼人准确重复了蒙哥汗对法国使者所说的话——这是他在谴责世界各宗教之间有害的敌对行为时所说的：“遵守上帝的戒律是正确的。但是犹太人说他们已经接受了摩西的戒律，阿拉伯人说他们有穆罕默德的戒律，而基督徒说有耶稣的戒律，这里也许还有尊崇各自先知的其他民族，他们也声称手中捧着上帝的训令，如此一来，我们怎样才能达成和谐一致呢？”蒙古人回答说，真正的宗教和谐，只有在国家权力之下，通过包容所有宗教才能实现。
蒙古的来访使者如列班扫马，给欧洲人提供远方异地蒙古人的极不相同的观点。欧洲人不再感到蒙古人的威胁，他们开始把成吉思汗的帝国看成是另外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世界，与他们生活的社会并存。尽管作家们用“穆斯林”来表示欧洲人所轻视的一切事物，但他们却用美好世界——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浪漫形象去充实蒙古人的传说。杰弗里·乔叟曾在法国和意大利各地奔走，处理外交事务，他比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具有更为开阔的世界眼光，1390年左右，他最清晰地描述蒙古人的伟大形象，在第一本英文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他写了一篇最长的浪漫传奇故事，讲述成吉思汗的一生及其事业。
这位高贵的君王叫成吉思汗，
在他的那个时代威名远扬
任何地方的任何区域
9 他们的“金光”（9）
都没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万物之主。
他得到了一位君王所应该得到的一切。
他出生于哪个教派
就发誓要维护哪个教派的戒律。
他也是一个勇敢、贤明和富有的人，
总是同情别人，匡扶正义，热爱一切；
他的话给人安慰，充满仁慈，令人尊敬，
他的精神成为中流砥柱；
他年轻有为、朝气蓬勃、身强力壮，渴望战斗
就像他帐中的所有侍从一样。
他为人公正，屡交好运，
一直保持着极其高贵的地位
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如此。
这位高贵的君王，就是鞑靼的成吉思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