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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在大不里士附近建立一所疗养院，它既是一所综合性医院，也是东西医学的研究中心和培训基地。1313年，在蒙古统治下的波斯，拉施特·哀丁出版首部在中国境外刊印的中医学名著，里面包含许多实际上来源于中国的图例说明。事实上，中国的针刺疗法在中东并不流行，因为以穆斯林的价值观念，此种疗法在将针固定在人体上时，会产生过多的身体接触和推拿；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脉诊在中东和印度的穆斯林中很受欢迎，因为在诊断病因和开药治疗前，它只需医师触摸病人的手腕，使用这种新式方法，医生就能在治疗女病人时不会损害她家庭的名誉。
在将全中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后仅数年，忽必烈就设立了掌管历法的司天监和大量印刷各种日历和年历的印刷机构。如果一个统治者因“天命授权”而统治人民，那么他就必须显示出划定时间、预测月相盈亏和季节变化的能力，而且，对于提升自己在公众舆论中的威望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能推测日蚀和月蚀的时间。然而，蒙古统治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历法。在只有一个朝廷和首都的传统帝国中，拥有一部官方的历法就足够了，而其他民族则继续保持自己原有的历法，两者无甚关联。蒙古帝国是“多头”的，每座都城相距遥远，为有效地调动军队和大量物资，就非常有必要使这些都城互相协调。东亚地区使用十二生肖纪年；而穆斯林国家采用累年递进的月历，这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波斯人把太阳运行时的昼夜平分点（春分或秋分）作为一年的开始，有些重大事件就是以恒星，或是行星尤其是火星和金星的运行来记录的；欧洲一般使用阳历，但宗教纪年日如大斋节、复活节、主现节等仍以阴历计算，甚至连基督教各派在这些节日的时间安排上都有分歧，所以尽管他们的历法经常调整，但仍无法一致。
当蒙古由征服性帝国发展为一个更大的商业性帝国时，拥有一部功能稳定的历法就日益重要了，它应该根据同一标准制定，并在全国通行。为能够根据各地不同的划时方法，协调好各类活动、管理好社会生活，蒙古人几乎每征服一个地方就建立天文台，以便精确测量行星和恒星的运行情况，这既是出于实用原因，也是出于宗教原因。他们很快就在大不里士附近建立一个天文台，但是中国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天文台，因为它的国土面积太大了。蒙古地方当局得到中央政府的具体指令：在每个新征服地区搜寻天文学家和天文仪器、图表。许多在波斯和阿拉伯城市被俘的天文学家，被旭烈兀派送到蒙古故地，其中包括札马剌丁，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他随身带着主要天文装置的设计图和新的科学测量方法，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说还很陌生。
在统治比自身文明程度要高的领土范围时，蒙古人需要处理和记录关于人口、牲畜和房屋的大量统计数据信息。每年他们都必须为来回运输的所有货物登记帐目，还要把牧群、士兵和商人的流动情况记录下来。农耕的新方式，天文学的要求，户口统计的制度，以及其他无数的行政管理问题，都难以靠那个时代的数学知识和运算能力来解决，蒙古人需要新的方法来处理这些数据。为了快速、高效地进行必要计算，为蒙古人工作的官吏们就开始依靠算盘，通过许多珠子的移动，他们可以机械地计算出大额的数值，这比心算或笔算轻松多了。
蒙古人一直就过分讲究数字信息，上亿人在这个庞大帝国中流动，所以他们想找到更简便的方法、捷径和手段，以便计算越来越大的数额和处理越来越复杂的数列。无数次的计算过程，需要通过编辑综合图表、协调不同国家的数量体系等新方法来保存这些结果。蒙古官员发现欧洲和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于是他们采用阿拉伯、印度数学中的许多实用的新方法。过去花剌子模帝国的城市中，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数学知识中心；“algorithm”（运算法则）这个单词就源自于“al Khwarizm”（阿拉伯语原意为“来自花剌子模”）。蒙古人在整个帝国境内运用这些创新的知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纵横位置的优点，并把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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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们的“金光”（6）
不仅是在数字和历法上，而且在许多层面上，帝国不同地区的生活必需要用前代不曾需要的方式协调起来。书写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每种文明不能只以自己的习俗和传统的语言习惯来写作。为保证自己在全体臣民面前的形象，蒙古人不得不采用当地的标准来书写与蒙古有关的历史。书面历史不仅仅是记录信息的方式；它更是一种使王朝统治合法化和大力宣传其伟大征服成就的工具。对蒙古人而言，书面历史也成为了解其他民族的重要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征服和更有效地统治这些民族。1260年代，忽必烈汗建立了国史院，为符合中原王朝的编史惯例，他下令编纂金朝、辽朝，还有宋朝的通史，这可能是最庞大的修史工程，共耗费将近八十年时间，直至1340年代才完成。在蒙古治下的波斯，伊利汗合赞任命拉施特·哀丁——志费尼的继任者——编写这个地区的第一部史书。拉施特·哀丁统筹安排大量的工作，为编修中国、突厥和法兰克（蒙古人以此称呼欧洲人）的历史，他雇佣来自各地的许多学者和翻译人员。
在蒙古帝国内汇总的大堆信息需要通过新的形式传播。如果单凭双手去费力地抄写那些必需的资料，抄写员就无法完成整个工作任务。他们汇编档案，书写信函，把信息送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抄写农业手册、医学论文、地图集和天文学表格。要大规模传播信息，就必须先大量汇总信息，为完成这个任务，蒙古人再次求助于技术——印刷术。
蒙古人很早以前就采用印刷术。除脱列哥那在她丈夫统治时期所提倡的印刷业之外，1236年开始，窝阔台还命令，在蒙古控制下的北中国建立一系列地区性印刷机构。活字印刷可能开始于十二世纪中叶的中国，但却是蒙古人在大范围地使用它，并将它的潜在功能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结合起来。不是像汉人那样用上千个字符印刷，蒙古人使用的是一个字母表，里面相同的字母可以重复使用多次。在蒙古人管理下，印刷工不断地雕刻复制每一个字母，然后排在任何需要它们的单词中；每次印刷工想印新的一页时，他们不需要刻下该页的整篇文章，只需把雕刻好的字母按正确的次序固定排放，进行印刷，然后就等待，直至要印刷下一页时，他们将重新排放这些字母，然后再印刷。
在蒙元王朝时期，总体的识字能力得到提高，大卷的文字资料成比例地增长。1269年，忽必烈汗建立一个印刷机构，使政府的决议更广泛地在民众中传播，他还鼓励依靠非官方组织、从总体上来普及印刷业。除官方出版物以外，还包括宗教书籍和小说的印刷。已出版销售的书籍数量明显增加，其价格在整个蒙古统治时期一再下降。不久，蒙古帝国内所有的印刷机构就开始用各种语言印刷农业手册、历书、文件、史书、医学论文、新数学理论、歌曲和诗集。
无论是宗教宽容政策、创造通用字母表、维护驿站、玩纸牌游戏，还是印刷历书、纸币或天文学图表，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显示出一种持久性的普遍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所有臣民，所以他们才会乐意采用和结合各个地方的不同制度。蒙古人在那些地区没有很深的文化优越感，因此他们采用务实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思想意识处理问题。他们寻找最有效的东西，一旦发现它时，他们就把它传播到其他国家。他们不在乎天文学是否符合《圣经》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