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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还没有一个领袖能像忽必烈汗那样,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良机去实现民族主义的诉求。尽管忽必烈出身于草原野蛮民族,但事实证明,他比南宋统治者更有能力去实现那个久远的梦想。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要使汉地人民坚信,上天已经明白无误地授命于忽必烈一人,古老的宋王朝不久将寿终正寝,因为它已失去生存的活力。
忽必烈汗似乎意识到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他祖父在最初统一草原部落时遇到的一样,即如何把大量不同类别的人民组合成一个有内聚力的单一政治实体。成吉思汗面对的是一大群部落,其中每个不到十万人,而忽必烈汗面对的是众多地区,其中每处就有数百万人。就像早两代的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汗开始了围绕核心种族特征去建设国家的艰难历程,但对他而言,这个核心文化特征是汉族的,而不是蒙古的。他必须要赢得汉地人民的忠心拥护,而且在许多方面,他必须重建或另创各种制度,将不同类别的人民统一为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的整体。
1260年,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最高权力时,忽必烈采用了传统中国年号,它是相应蒙古语的汉译,但是1264年他又改年号为“至元”,意为“全部的开始”,稍后在1271年,他以此年号为基础,建王朝的国号为“大元”,意为“伟大的起源”或“伟大的开始”,这样,这个蒙古王朝就名正言顺地纳入了中国的历史。这个国号不仅对汉地百姓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而且对蒙古臣民来说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忽必烈不再是成吉思汗,但他正在从事的事业所面临的风险却不亚于他祖父。
作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努力使自己的形象汉化,不仅要让自己被汉地人民接受,而且要使自己对他们更具吸引力。1263年,忽必烈下令为自己的家族修建宗庙。他委托大臣负责主持崇敬祖先时的传统中国礼仪,而蒙古人一贯忌讳接触与死有关的事物,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一点,他自己就不参加这些仪式。接下来他又为自己的祖先树立传统中国式的碑铭。1277年,在宣告新蒙古王朝建立后,他以中国式名号追封死去的祖先,建造了一座有八个房间的大庙:一间给家族的创始人——也速该·把阿秃儿和诃额仑,一间给成吉思汗,四间分别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两间分别给贵由汗和蒙哥汗。在家族历史的新的正式版本中,完全承认术赤是正统的家族成员,因为他的家庭是忽必烈系最忠诚的盟友。就像蒙哥提升他死去的父亲拖雷为大汗一样,忽必烈又授予拖雷为中国皇帝。他命令以汉人形象来描摹这些人物的肖像,以至于他们看上去更像汉地的圣贤,而不像蒙古的武士。
忽必烈认识到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和进行有效宣传的作用,但是他战略中的第三个因素却来自于良好的政府和政策。没有必要遵循儒家原则,虽然它对汉族上层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重要,忽必烈努力创设一套有效率的政府制度,能帮他赢得广泛的支持,并淡化其统治的外族色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任命宣慰使,去恢复与新征服领土内汉人的友好关系,这些宣慰使开始医治战争创伤,修建以前被忽视的公共建筑,如庙宇、神祠,还有许多寄托人们感情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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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2)
为了表现得像一个权威的中国领袖,忽必烈需要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宫廷——它要在一座真正的城市中,而不是一个帐中宫廷,也不是建在上都(今内蒙古境内)的临时建筑物。上都对忽必烈有特殊意义,因为最初宣布他为大汗的忽里台会议就是在那里召开的,但它没有明显的有利条件。这座都城不仅位于游牧地带,让汉地人民觉得那里是外族和野蛮人的地区,而且它还是忽必烈祖父准备袭击和抢劫中国城市前的传统集结地。忽必烈决心要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决裂。
在保持上都为夏季行宫和禁猎地的同时,忽必烈下令建造另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中国式都城,它位于上都以南一个的地方,那里沿着黄河有大量农田,非常适于耕种,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是原金朝的首都中都,此城在1215年被成吉思汗征服,那一年正是忽必烈的生年。1272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并通过运河将它与黄河相连,蒙古人称此城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汉地臣民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它后来就发展为今日的首都北京。忽必烈使用穆斯林建筑师和中亚工匠,以一种新的风格设计他的都城,它更多地调和了草原游牧民和定居文明之间的关系。
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城市中,都爬满了蜿蜒曲折的小路,让人眼花缭乱,与之相比,忽必烈的都城有宽阔笔直的街道,它们以南北向轴线形式直通到底,与东西向的街道互相垂直;一处城门的卫兵,其视线可以穿过整座城市,与对面城门的卫兵对视。他们还从皇宫开始修建林荫大道,以便于更好地容纳蒙古的换防马队,而不只是为了中国劳工的独轮车或手推车通过。万一当地百姓起来反对他们的外族统治者,那么军队就要去镇压,林荫大道延伸得非常宽阔,可以让九个一排的骑兵并肩飞驰着通过都城。
为了增加蒙古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忽必烈汗在都城为中东人和蒙古人指定居住区,同时也为来自今日中国各地的人安排居住区。来自远方的意大利、印度和北非商人被当作主人一般,在都城受到招待。马可·波罗非常详细地指出,因为许多男人在都城逗留,所以大量妓女也聚集在各个城区内陪他们寻欢作乐。学者和医生从中东赶来,在这里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罗马天主教、聂思脱里派和佛教的传教士们,与已在中国生根的道家和儒家同行们一起生活。穆斯林的牧师、印度的神秘主义者和一些地区的犹太法师也加入了这个混合共同体,在这个帝国之中,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思想在到处传播。大都要比哈剌和林庞大得多,但它与哈剌和林一样,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国际法准则,它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会,适合作整个世界的首都。
最后,在都城的中心地区,忽必烈却建造了一处蒙古人的休息所,只有极少数外国人和汉人能进去。在高墙之内,有蒙古武士把守,皇室家族继续以蒙古人的方式生活于其中。在城市中划出一块宽大开阔的场地饲养牲口,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没有先例的。紫禁城构成了一个微型草原,镶嵌在蒙古国首都的中间。在蒙元时代,紫禁城的整体布局非常复杂,里面充满了毡帐,宫廷人员很喜欢在那里居住、用餐和睡觉。怀有身孕的大汗妻妾们坚持要让她们的孩子在帐中出生,长大时在帐中接受正规教育。忽必烈和他的继任者们在公开场合坚持像中国皇帝那样生活,而一旦处于紫禁城的高墙之内,他们就继续以草原蒙古人的方式生活。
当方济各会教徒鄂多力克在1320年代访问元朝时,他描述汗八里的紫禁城说:“在该皇宫的区域内,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山,上面种着树木,由此得名‘青山’,一所高贵奢华的宫殿屹立在山上,在很大程度上说,大汗是常驻在那里的。”鄂多力克的一段文字,看上去与以前关于哈剌和林的描写相近,他说:“在该山的一侧有一个很大的湖,上面是一座最雄伟的大桥,湖中有无数的鹅、鸭和各类水禽;山上的树木生长茂盛,成群的飞禽走兽栖息于此。”
忽必烈汗建造的木制宫殿,其基本轮廓与哈剌和林的宫殿相似。他在殿中安装了机器孔雀;它们伸展尾翼,摆出一副大声号叫的样子,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当年哈剌和林宫殿中银树上那个由纪尧姆·布涉制造的天使。忽必烈可能把那棵华丽的银树从哈剌和林带了过来,至少他把银树的一些部件安装在汗八里了。正如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大厅中,在大汗餐桌旁边的一个地方,放着一件庞大而美丽的手工艺品,它一只方方的箱柜,也许是餐柜,每条边约三步宽,箱子上面精致地雕刻着镀金的动物图案。”里面的装置也很像银树:“中间是空的,置有一根纯金的大导管……每个导管的端口都差不多大小,伴有各种美味和珍贵香料的葡萄酒或饮料从前端流向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