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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北京大学教授队伍总体比较老化,全校近800名教授里面,超过60岁的占一半以上。但4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基本上全部被聘到了关键岗位,有的院系被聘到A1、A2类的年轻教授的比重非常突出,如化学院A1岗位50岁以下的教授达到了40 % ;根据北京大学的规定,特聘教授不占岗位。理学院A1岗位50岁以下的教授也达到了50 % 左右。这两个学院的教师,几乎是清一色博士学位的人员。但有些院系,教师的结构层次相对较低。
今后公开岗位,国际国内人员都可以参加竞争。院系内部的招聘,逐步过渡到面向社会、面向国内外的招聘。
由于岗位的设置,1999年以来要求到北京大学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重点在国外。2000年申请来北京大学工作的国外博士,有一百多人。通过这次改革,北京大学出现了吸引人才的新高潮。
存在的问题:必须摆脱“官本位”
教育事业的职责是“出人才、出成果”,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发展的前途。而“政治挂帅”和“金钱挂帅”都是扼杀人才的。因此,学校不应该是“官场”,也不应该是“商场”。
在教研人员中套用行政机关的级别,就是一种“官本位”的做法,对于学校管理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减低了效率,增加了矛盾。例如1985年我国的工资制度,施行了“学校工资待遇与行政级别挂靠”。当时北京“市重点”中学的校长被定为“正处级”,区重点中学的校长被定为“副处级”,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的校长被定为“科级”。而教授专家的待遇,甚至有“省部级学者”“厅局级学者”的提法。这真是荒谬。
2001年,上海市首先开始在全市中小学推行“校长职务制度”,取消了中小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上岗的原则,有利于教学人员告别“官本位”,促进校长向“学者型”“专家型”的转变。
在高校中,也应该如此。学校行政级别的差异,不利于学术交流。
(以上根据近几年报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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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后改行大学收费制度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8年,长达40年间,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是不收学费的(只收伙食费、住宿费、教材费等)。那时,上大学花钱虽少,但毕业后个人对工作选择的自由度不大。在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大学毕业生完全由国家安排工作,“一切服从国家需要、组织分配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工作后也是低薪制,大多数毕业后二十来年月薪一直冻结在人民币56元左右(合今560元)。那种局面造成“脑体倒挂”的怪现状,确实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20世纪80—90年代以后,我国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相应地,学费制度也必然要改变。但是如何改变才符合国情呢?这造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难题!
到1989年开始改行大学收费制度,当时规定每学年的学费一律200元。
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8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376元,那么200元学费占人均年收入的七分之一;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500元计,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40 % 左右。城市家庭尚能应付,但是乡村家庭已经感到负担比较重。
1993年,高校学费提高到每年平均610元。1995年,提高到700—800元。
1994年以前,高校对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统一分配。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成本由政府教育经费承担。虽然在这其间,一些公立学校开始招收部分“自费生”,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当时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各部门、各企业委托培养,学费由各部门缴纳,不由学生家庭承担。
到1996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每年学费一下子超过2000元。顿时引起轩然大波,96级学生对此深有感触:“心里一下子失去平衡!同样是大学生、同样的课程,上一级收费大约700元左右,而一年后我们的学费上涨三倍!”
从1997年开始,我国消费有所萧条,但此时居民储蓄总额达到了空前5万亿元。面对这庞大的5万亿元巨款,某些决策者毫不分析到底其中有多少是普通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只是想着如何将银行里的存款引向消费。他们把目光转向学校,认定那里是一个个“摇钱树、聚宝盆”。因为,可怜天下父母心,无不“望子成龙”,他们一贯省吃俭用,但是对于下一代教育,则往往是从不吝惜的。
于是,一场所谓“教育产业化”的变革启动了。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学校市场化!公然将学校课堂作为商店,将教育办成商业,将学生家长当作购物的顾客,将毕业生当作可以买卖的商品。这种理论认为,“学生应该为自己所受的教育买单。”从前占高校大多数的“公费生”,一下子几乎全部按照“自费生”收费了!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一律提高学费。高校每学年的学费逐年显著增加,超过2000元。1997年“全面并轨”后,大学学费一直在3000元上下浮动。
1999年以后,高校又连续三年扩招,平均每年学费由1999年的3000元到2000年猛涨为4200元,并继续飞扬跋扈。
到21世纪初,我国各大专院校收费标准猛涨。据新华社消息,###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 % ,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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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大学收费单
2003年一名大学新生收到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广告专业的收费单——
学费:每年人民币16000元;住宿费:1200元;书费:600元;卧具费:400元;体检费:100元(进校、毕业各一次);保险费:每年40元;就餐费(预先打入校园卡):115元;住宿押金:100元;军训服装费:95元;总计:一次交19000元。预计生活费:每月600元。全年总费用26000元。
社会一般家庭见到这张收费单,都会心烦意乱。这意味着,对多数老百姓而言,大学的门槛离他们更高、更远了。
然而,到2005年学年开始时,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学费仍然居高不下:艺术设计专业学费20000元/年,建筑学专业学费18000元/年,一般普通专业学费16000元/年,国际合作项目专业学费25000…26000元/年。
如此高昂的学费,一般家庭只能望而却步,大学对他们而言已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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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费猛涨的历年记录
历年来学费的实际增长情况如何呢?举上海、北京、浙江、广东为例。
1999年,一般高校一般专业一学年的学费平均在3500元至4000元之间。上海市1999年收费标准如下:一般专业最高不超过3800元,医学专业最高不超过4200元,法律专业最高不超过5000元,艺术专业最高不超过10000元(部委属高校收费属地化管理),高职教育最高不超过6500元,民办高校最高不超过10000元。
北京市2000年大学学费,一般专业每学年介于4200元至5000元之间,理工科专业介于4600元到 5500元之间,外语、医科类专业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艺术类院校的学费则突破了万元大关。也就是说,都超过了20 % 的上限。在所有高校中艺术类院校收费最高,北京电影学院的两年制高职走读的表演、广告专业学费创下最高,达到25000元。音乐、美术、设计类专业学费分别是6000至18000元不等,主要价位集中于10000元左右。只有师范、体育、民族等“冷门”专业收费较低。
浙江省的大学收费为4000元,学院院校为3600元,专科学校为3200元。广东省2000年的大学收费,一般专业每学年介于3800元至4000元之间。
那么我国当年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 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以标准家庭3口人推算,这14座大城市家庭每年平均收入为29550元。又据专家的估算,以上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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