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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师生员工在饥饿煎熬中盼望着北平的解放。
金圆券在清华大学
1948年12月下旬，位于北平西郊的清华园成了“三不管”地带。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发放的教职员薪水，到12月份为止。一般教授们领取了金圆券1000元左右，但是迅速贬值。
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日记12月16日记录：“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间及周围地区，中关村一带）交通如常。国军撤、###来，都无扰乱。商店渐开门，东西很贵。###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真是一份宝贵的史料。
这时候偶尔能买菜也很昂贵，12月22日的物价又涨到：肉60元（金圆券）一斤，鸡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冻豆腐4元一块，金圆券发了没几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记中写道：“不知###何时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不知人民政府何时来接收清华，使我们能够拿到薪水。这些问题盘旋在我们的脑子里。”
这时浦江清记载了临近的燕京大学林庚教授来谈“述燕大近况，并慰问清华朋友。”
燕京大学紧挨着清华大学西边，就是后来“新北大”迁居的校址。据林庚教授谈“燕大昨日（12月20日）下午请###十三师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讲演。谓共方企图组织人民共和国，并非苏维埃制度。说话也毫不像一般人所想共产党员口吻。共方政策已变，适合国情，所要打倒者惟蒋政权及四大豪门。保护文化机关、公教人员、工农商各界。”
12月24日的清华大学教授会上通过议案，建议学校联合讲助教会、学生会、职员会、工警会等组织本校同人应变生活维持委员会，由教授会推出两名代表。
到12月28日，肉价还是金圆券60余元，纸烟40元20支，花生米涨到50多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买”，跑了多家，只买了些黄豆（18元一斤）、黑豆（20元一斤）。
位于城内沙滩的北京大学仍在上课，北大同人得到了透支三个月薪水以应变，而且年内所应发的一部分实物分配如布、糖等，城里的公教人员都已领到。但是，“清华因交通断绝，独为向隅。梅公（校长梅贻琦）一走，主持无人，更落空矣。至于北平西郊，国军已撤守，解放军已来控制，而‘人民政府’的政工人员未到，清华大学并未正式接收，校政现由校务会议维持，生活问题不久即感困难。如果北平围上两三个月，大乱必起，情形不堪设想也。”这是他们当时最为担忧的。清华同人只拿到12月的薪水，既没有遣散费，也没有迁移费，“共方尚未正式接收，经济来源无着，同人均窘。有些人家已经没有买蔬菜的钱，天天吃白菜而已。”
南方文化人日记中的金圆券
金圆券在北平、天津的生命，到1949年1月已经宣告结束。然而在南方，金圆券还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从竺可桢、夏承焘、顾颉刚、包天笑等老前辈的日记中，找到有关的记载。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生前常说：今天的日记到将来多少年后就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话应验了。他们的日记，就是金圆券临终前的病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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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的记述
竺可桢（1890—1974）是气象学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共达13年（1936—1949）。
他的自传中说：“对于一般的国民党员我是瞧不起的。不但是我自以为做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清高，我从宋子文、孔祥熙的明目张胆贪污行为，更觉得官是做不得的。”宋子文是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功课很平凡”，做了财政部长，“数年之间顿成富翁”。竺可桢埋头科学研究，不太关心政治，可对国民党豪门的贪污腐败非常蔑视。
1948年11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物价狂涨，为向来所未有，米昨日肖山170元一石，杭州250元，而上海到450元。今日闻上海已到700元。”
1948年11月29日：“报载行政院通过本月杭、京、沪公教人员比照10月份增加5倍，即6倍发薪，而立法院以为太少，尚有异议。但11月已到月底，而经费薪水均一无增加，是以不能不沿门托钵，向银行借贷度日。艺专教员因不能维持生活已罢教数日。浙大本月已发10月之5倍，现定10月1日又发一倍，薪水300元以下者发100元，300元以上者发200元，以资维持。”
1949年初的几个月内，整天为浙江大学师生的薪水、公费、伙食而烦恼，不断地向###、行政院催款。1月7日，竺可桢写信给###代部长陈雪屏：“因目前已到公私两无办法之时候。私人方面目前一个月薪水只可购担米（昨白米860元），而公家方面每月经常费只一万二千元，不及电费八分之一而已。”这时，白米每斤价格为金圆券5元。浙江大学每月电费为金圆券10万元。
1月8日，他派人到南京和###、行政院接洽。“告以浙大教员困苦情形及校中拮据状况”。又派人到中央银行借款，“于星期二可以加发一个月之薪水，因许多教员均将无法维持生活。”1月10日，浙大从中央银行借到二月份的经费款。他决定第二天发薪，薪俸额300元以内的各发金圆券1000元，薪俸额300元以上者发1500元，其余的等南京款到后再发足。晚饭后，他带着孩子到街上一走，才知道物价大涨，白米近千元一担（160斤），每斤价格涨到金圆券6元。
2月27日，他再度来到上海，第二天会同复旦、交大等校代表14人夜车赴南京，准备分别上书行政院和李宗仁副总统，提出改善教职员待遇（以生活指数计算）、学生伙食费改为银圆6圆……等要求。
3月4日他从杭州火车站乘黄包车回到浙江大学，花费金圆券200元。可见贬值的迅速。
3月28日：“上海中行（中央银行）发5千、1万、5万、10万之大票面，物价大涨。”
4月8日：“自昨日报载各大学共由政府拨400亿，将以l万倍发薪消息传出后，物价大涨。昨天米是14万一石，今天已25万。袁大头昨晨每元23000至25000，今日上午35000，下午至4万余矣。”
4月17日：“物价更高涨，袁洋已到每枚万，孙洋亦17万元，而米每担已超出100万元之外，较昨日60余万元又加l倍矣。”
4月21日：“袁头上午17万，下午已23万。米上午140万，下午180万一担矣。”
5月1日（在上海）：“6点在……乔家栅吃面，每碗100万金元，余一人一餐可抵杭州全家一星期之伙食。”
5月20日（在上海）：“上海各校闻传将以关金发薪，依照底数每元关金作80万金圆（市价240万），而袁洋价已2700万一枚，则教授薪亦不过袁洋三数枚而已……” 由此可知上海解放前夕，教授们最后一次薪俸只相当于3枚多银圆（合今100元左右）。可怜！5月21日：“下午发5月份薪，得亿元……”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5月26日竺可桢和友人谈及政局，“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多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5月27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民十六年（1927）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
夏承焘的记述
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1900—1986），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并在日记中留下了亲身体验的史料。摘录如下——
1月4日：“浙大同事有得共产党传单者，劝各安心职业。传共产党广播决心解放到底。国民党政府宣言皆不称###而称###矣。物价仍日涨，米价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物价连天飞涨，米出800关，黄金9千余矣”。7日“过大街购一帽，金圆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 日“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600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4日：“剪发付13元，前次仅3元”。
2月5日：“早与妇乘校车往校，领暂发薪1300余元，不足买斗米（16斤）一银圆。今日银圆值1350金圆券。”12日：“校薪发至6月份，今日领6600元。内子入城，买得3袁洋，1430元一枚，教授生计不及早日女佣矣。近日雇女佣，月需三四斗米，乳媪（女）须一石二三斗。”
3月8日：“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