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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本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作一个大致的评估，成都市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成都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中与家庭有关的部分资料进行对比，两个资料的数据接近。
海外报道的中国工资状况（1）
西方人见面谈话，有两件事情不能提：一件是女人的年龄，再一件就是对方的薪金。然而在中国，人们见面常问两件事情，一件是“你吃了吗？” 再一件是“你工资多少钱呀？”
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新闻记者）从侧面打听到中国职工的工资状况后，都大惑不解。他们从不同角度采写了一些文章。本文收集了1988年的若干报道，综合整理如下——
工资水平的比较
从名义工资来看，无论工人、职员，刚参加工作的一般都在人民币40元至100元之间，工龄较长的中老年职工一般在人民币100元至200元之间。月工资在200元以上的很少，大约占3—5 ％ 的比例，如高级干部（简称高干）、高级工程师（简称高工）、教授等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以及名医生、名演员、名作家；所谓“三名三高”。
大体上月工资额最高的，不高于最低工资额的10倍（外资企业又当别论）。工资高的，如果家庭人口多负担重的话，也不一定比工资额低但只需要养活自己的职工好多少。还因为工资高的支出用途相对广些，如雇保姆操持家务等等。即使拿工资额几倍于低工资的人来说，其表面值也只相当于欧美日本最低工资者一天收入的金额。在美国饭店洗碗碟打工者，每日工资为100美元左右，按1988年现行汇率（1美金＝人民币4元）折算，约合400元人民币。在日本东京餐馆洗碗工干8小时可收入约5000日元，折算成人民币，也相当于上海一个工程师的月收入——150元。
国外一个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一天的收入，相当或高于上海从事复杂劳动、脑力劳动者整月的工资。有些外国记者通过这种表面值的对比，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收入实在低得不成比例，而在某些重要场合公开向另政府领导人提出这一问题，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鸣不平。
有一封打工者（华人）自美国纽约寄来的信，提到纽约的物价水准以及他的收入简况：“我每天6时半起床，7点钟坐上BUS，8点钟上班，一直到晚上5点钟下班，整理一下工具，洗洗手等最快也要到5半点才能离开；买些蔬菜，到家已是晚上7点半了。8小时工作的劳累与大陆的工作程度是无法相比的，回家后已是筋疲力尽了。”这个低收入的体力打工者自述：“每天85美金的收入，如一个月一天假都不请，可拿到2040美金，然而开销大。青菜要卖1元多一磅，乘巴士每次就要花去1元美金，房租、电、煤、电话费总共要花去500美金，厨房与浴室还是两家合用的，如独用还要更贵，说来惭愧，我的太太看病住院，还要向政府申请免费，实在住不起啊，住一天病房就要600美金……”他们幽默地自称为“洋插队知青”。但将他的日收入按汇率折算，相当于上海中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月的收入。
可是纽约青菜卖1美元一磅，上海只要人民币3角一市斤，（折算下来还不到7美分，为前者十五分之一）。上海的一般工房，钢骨水泥结构的，每平方米租赁费也只要人民币七八元，折算只2美元上下。在上海上街吃碗盖交面在普通的面馆不到人民币1元，而在日本得花600—7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十来元。
从实际工资来看，从现状来看，上海职工的生活水平低于海外一些大城市。但是一般认为“目前上海人的工资也还算可以，生活也还算过得去嘛！”
中国职工工资水准比较低，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根源在于生产比较落后，经济比较落后。改变这一现状唯一出路，就是要进行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改革。
工资调整和改革
几十年来工资制度变化不大，改革进程缓慢，它关系到千家万户每一个人的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1987年的一次工资调整，各企业不再像以往那样 —— 同一级别、类别加多少千篇一例、千人一面，而是有的企业大致每人10元，有的14元，有的19元，同一企业相似工种每个职工也可以不一样，比以往是活些了，但始终未摆脱窠臼。
职工的广义工资，一般分成这样几个部分：基本工资（也叫固定工资）、浮动工资、奖金、各种补贴。
基本工资体现学历、职位、经验、工作水平、工作年限、基本生活需要，相对比较固定。人们一般谈起“你有多少工资？”主要是指这部分。所谓“大锅饭”、“铁饭碗”也和它密切相连。除非违法犯罪或请假，这部分工资轻易不会更动；只要人到了单位，干好干坏一个样，到发薪日，照发不误。职工都认为它是十拿九稳，一定程度上千万职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难以充分体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
上海人对由此出现铁“干不干，二斤半（粮菜）”出工不出力的人取了个诨号叫“阿混”，还专门编演了一本滑稽戏——“阿混正传”来讽刺。
于是，“浮动工资”、“浮动奖金”应运而生，二者都是针对以往工资制度中弊端的改革措施，它们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与职工的劳动成绩、劳动态度，通过每天每月的考核上下浮动，使职工的收入、利益和企业的兴衰捆绑在一起；和自己做出的贡献紧密结合，上海人叫这是“双挂钩”，又通俗地称它“活络工钱”。
看来是浅显的道理，却要经过漫长的路程，尝尽千般苦楚，才为人渐渐认识和接受。
海外报道的中国工资状况（2）
所谓的“基本工资”，通常职工也叫它“死工钱”，这部分的金额不再扩大，有的企业还作出工人的产质量达不到规定指标也要在这部分工资中扣除部分，以纠正人们长期形成的把它当作“旱涝保收对象”，制约并缩小“固定工资”及其作用。
顾名思义，“奖金”应当是奖励工作好的职工，但在“文革”时期却是人手一份，赛过固定工资，不起奖励作用。80年代后半期，“奖金”才逐步名副其实。
例如，上海某电讯行是一家经营电视机、收录机及零配件等的国营小型企业，又卖又修。过去由于分配上的“大锅饭”，不管工作好与差、平均主义发放奖金。以至于技术员积极性低、修件交货期长、顾客意见多、企业经济效益差。入不敷出，只好靠发放“加班费”和巧立名目减少上缴利润，来维持企业。
1986年5月，这个单位对修理部门实行了“全额提成工资制”改革，把修理人员与站柜台搞零件卖出的营业员分开，搞“一店两制”分配。对修理部11名技术员按劳务收入金额分配（类似计件工资制），按照纯修理收入对半分成。修理工费收入就直线上升，每月人均达人民币376元，比原先提高近两倍；零售部8名营业员的业务也上升78 ％ ，归企业所得利润上升20 ％ ；在分配上拉开了差距。修理人员奖金每月人均可得111元，上升一倍多；其中最高达137元，最低也得81元。零售部营业员人均得53元，比原先增加37 ％ ；营业员、技术员实行“分灶吃饭”以后，带来了蓬勃生机。服务态度从冷变热。从一个干活“磨洋工”、亏损要打烊的单位，抓了分配上的改革，竟有“起死回生”之成效。可见抓分配制度、抓工资改革是抓住了要害。
可是，不直接加生产操作的企业行政人员，他们从事的往往是只能计时、难以计件的业务。怎样按日按月考核估算成绩呢？他们的奖金至今还是“平均奖”。
对于物价高涨的不满情绪
工资有所提高，但另一个社会矛盾——涨价问题又突出了。
20世纪80年代后期，呈现了数十年未有的物价上涨势头，困扰着政府和企业，困扰着整个经济建设。一位大学毕业已3年，每月工资70元的年轻人，26岁不敢谈恋爱，说是没钱谈不起，有了女朋友也不敢带上街，怕到吃饭时间不好办。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学教师，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到校外去兼课，搞“生产自救”。
一大批企业因原材料涨价而叫苦不迭，反过来又叫喊他们的产品应该涨价。
从前在“指令计划经济”或称“产品经济”之下，基本物价都是由政府及有关部门指定、凭票供应的，如火柴2分钱一盒，大饼3分钱一个，近30年固定不变。自从实行改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