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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票证最多的时候，日用工业品的80 ％ 都要凭票证供应，从牙膏、口杯到火柴、肥皂，从暖瓶、面盆到胶鞋、铝锅，从手表到木钟，从缝纫机到自行车，从电风扇到收录机。针织品95 ％ 以上品种，要凭票证供应。
珍贵的票证
北京市东城区干部翁英回忆：1959到1961年的三年灾害时期，粮食定量一减再减，从30几斤减到20几斤。北京市每人每月的一张肉票，本来可供应1斤肉，后来减到2两肉；1961年过春节才特别供应半斤肉。
当时的票证比什么都珍贵，丢失了票证就意味着挨饿受冻。
若是想添一件棉袄，得集中全家的布票才行。老伴在军队工作，于是旧军衣就成为家中有大男孩的亲友们的抢手货。即使凭票证购物，买东西时不免还要排队。
人们只要看见副食商店门前排队就知道一准是来了鱼或肉、蛋。
70年代初，分到一张小九吋黑白电视机票，买回来后，立马成为那十几户人家的小院的热点；一到晚上，电视机前就聚集了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观看。
在过去凭票的日子里，买的肉是冻肉，鱼是死鱼，没有挑选的余地；后来供应改善了，每月凭票最多也就买5两肉。逢年过节补助1两香油和2两粉丝，也是凭票凭本。
营养品糕点，当时只能是老人、孩子才能够享用。居民每人每月凭本供应糕点公斤，然后改收糕点票并加收公斤的粮票。糕点票分汉民、回民两种。华侨特供“高级糕点票”，半年4两。此外每人每月供应半斤的“饼干票”、中秋发放的半斤“月饼票”，变得越来越稀罕。（引自《糕点票月月望》，原载《今晚报》2000年6月16日）
闻风排队抢购
30多年来的凭票证供应，造成消费者心理十分紧张。例如火柴，1961年凭日用工业品购货证供应，1962年敞开；1963年凭证限量每人五小盒，当年9月份敞开。1984年市场上传说火柴要涨价，一时间居民就到百货店、烟纸店排队，日销量成倍翻上去，批发库存原来积压着6万件，3天时间就泻到“警戒线” 最低储备量以下；本来消费者用多少买多少，一般都是10盒一封地买，见到排队购买就10封、8封的大量抢购。商业部门要“保障供给”，只好恢复凭票供应，临时决定先凭“小菜卡供应”，每月每户4…6小盒。
化学纤维、合成纤维的发展，使80年代初纺织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商业库存猛升，棉布积压。1983年11月23日商业部在报上宣布，从12月1日起，棉布不收布票敞开供应。这本来是好事情，谁知消费者见了报纸，马上拿了大把布票到布店购买被单布，一眨眼之间，布店、百货公司门前，里三层、外三层排着长龙，每家人家都把几年积存下来的布票全拿出来买被单布，一天销量超过平时半年销售量。第二天排队的人更多，上海市商业局派出了干部到布店、百货公司排队的人群中宣传、调查，讲解棉布12月1日就敞开供应，不会涨价。消费者不予理会，照常排队争购。他们说：“你们讲敞开供应，就是布票要作废，改用别的票！”或者“12月1日不涨价，过了这一天涨价谁知道？”有的人说：“我这些布票是几年来辛辛苦苦省下来的，一下子作废了，岂不可惜！不管你们涨不涨价，反正现成买了没有坏处。”所以越宣传解释，人们越要排队争购。第一百货商店、第十百货商店（今华联商厦）当天无法打烊。怎么办？最后，上海市商业局决定，立即敞开供应，价格不变、不收布票。无论什么布，要多少卖给多少。晚上6点钟在上海市电台、电视台发公告，并在商店贴出大布告。这一来，排队的市民才退出、散去。
票证给人们带来心理紧张，搅乱了人们正常生活，也给市场带来畸形消费。
物品短缺，使得上街购物成了上战场，动辄排队。“排队”成了当时中国市场一大奇观。人们在路上行走，只要见到有人排队，便赶紧排在后面，然后再问卖什么？如果是已经凭票证买过的，无法再买，怅然若失，也不急于离去；而是四处张望，见到熟人，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送个人情。如果正是自己想买的，便非常庆幸，身上若没带票证，就先告知前后的人给自己留着位置，再立刻打公用电话，通知家人送来。
排队成了家常便饭，白排一气也是常有之事。眼看快排到了，前面忽然传来存货已所剩不多，排在后面的人便揪心似的紧张，眼巴巴地瞅着。也许，恰好轮到自己时，物品卖完了，只好沮丧地回家去，等到下次再买。但是往往再也买不到了。
年关的突击抢购
拿票证排队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使人们更疯狂地抢购。
每年春节前几天，挑动了最激烈的抢购风潮。家家户户倾巢出动，青壮男子负责购买鱼肉、鸡、豆腐等重要的过年食品。这些货物平时很少见到，猪肉、鸡蛋每人每月凭证各一斤或半斤，有时根本缺货。至于鸡、鱼、豆腐，逢年过节才有少量凭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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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制度下的社会心理（2）
到了年关供应期间，每个供销店的门口前面早早就排起长龙，有的人天不亮就赶来了。供销店开门以后，起初秩序还能保持一阵子，逐渐就乱了套，不时有人插队“夹塞儿”，后面的人盯得很紧，一经发现，立刻群起斥责。“夹塞儿”的人或者灰溜溜退出，或者厚脸皮赖着不动，有人便将他拉出去。他若不是“善茬儿”，无理纠缠，往往引起争吵、打架。队伍这时便乱了，后面不愿排队的青壮年一拥而上，谁挤在前头谁买。其他人一看，全急了眼！排山倒海一般冲上前去，摔倒的、踩伤的、哭嚎咒骂的，乱成一片。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合力挤出一条路，或干脆从人们头上、肩上爬过去、踩过去。反正人们紧紧挤着，互相架在一起，你从上面滚过，也不会摔在地上。那时，这种场面经常可见。
在首都北京街头，笔者亲眼见过：因抢购豆腐而打得头破血流。几个愣小伙嘴里叼着钱和票证、从人群的头顶上闯过去，踩着人头买豆腐。
商业厅干部的苦恼
一位曾在省商业厅主管过配给供应的离休老干部回忆说：想起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十分心酸。
20世纪70年代，他调入省商业厅，供应很贫乏。每天的工作是批禽蛋、鱼类、肉类这些仍是十分短缺的物品。省长、厅长每天中午都在街上的副食店了解货源，看看老百姓能否买到那一点点供应的商品。
作为主管这方面业务的负责人，天天上班恨不得躲到地缝里去。矿山、铁路、地质队、宾馆的人纷纷来要求批条子。不给这些特殊岗位上的人们解决困难不行，可解决他们的困难就要从老百姓那里挤，使全省百姓手中的票证、购货本中那一点儿东西也得不到保证。不仅肉蛋紧张，连水果也紧张。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话是体会最深的了。
票证成了代价券（1）
从1958年声名狼藉的“大跃进运动”以后，一直到90年代初，城市票证配给品的“平价”和自由市场的“议价”之间，价格不同、悬殊很大。两者的差价，使得各种票证无形中附带了可观的价值，成为可以代替人民币的变相的代价券。虽然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买卖票证，但实际上，票证黑市早已半公开化，大街小巷、明里暗里都在以票换物、以票卖钱。
北京市有些胡同里成了自由市场，其中某些摊位，卖东西不收人民币，只收粮票。
下面是笔者在1984年亲眼目睹的——
在合法的露天市场内，有个浙江温州农村夫妇开设的摊位，摆满了厨房用具和小百货：五颜六色的塑料盆、塑料桶、菜篮子、水果筐，五花八门的杯碗瓢碟、铝锅、不锈钢锅、咖啡锅、塑料浴缸……
1983年，他们先是在北京胡同里搭棚子弹棉花（翻改棉被），用旧木板和竹帘子做支柱，盖上油毡、塑料布。棚子搭在北京市宣武门外小街拐角处的古槐树下。冬天，联保治安队和防火检查组都来干预了，以破坏市容违规，罚款500元，限三天拆除。
幸好由浙江同乡帮助，夫妇俩在北京市工商管理所领取了营业执照。指定了摊位，摊主登记的营业范围是“经营小百货”，当时从南方进的货物都是北京稀缺的日用品。
货物都不明码标价、过路人只是口头问价。一个塑料盆或水果筐用10斤北京细粮票（面票）换，一个不锈钢锅用100斤粮票换，一个大塑料浴缸用500斤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