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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厅、司长及其他同级人员中，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0年以上者。所谓“参加革命工作”就 是指入党、入伍的资历。
（3） 正副处长及其他同级人员中，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2年以上者。也就是抗日战争以前入党、入红军的干部。
（4） 参加革命机要工作连续期满15年以上者。
享受中灶待遇者
（1） 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各机关正副科长级、地方机关正副县长级，参加革命工作期满8年以上者。
（2） 一般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2年以上的，及期满15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并安心工作者。也就是主要按照党龄、军龄计算。
（3） 会计、审计、医生、司药、护士、机要、报务、文书、印写、档案、演员、研究员、编译、记者等人员能掌握业务，安心工作，从事该项工作连续期满8年以上者。
凡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工作的享受供给制待遇的民主人士及专门技术人员，按职务评定灶别不计年限；但中央机关须经部长以上、地方机关须经省主席以上首长批准。
供给制的变通——包干制
1950年，干部们的供给制大部分变通为“包干制”。就是由各单位（国家机关）发给一定数量的实物和货币，由领取者自行处理。主要在伙食方面，自己向食堂购买“饭票”等。至于服装（干部服）还是由组织上按级别发放；住房，还是由各单位按级别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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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供给制生活的回忆
（一）何其芳
何其芳是老牌的延安文化人，是领导干部。平津解放后，何其芳到了北平，在马列主义学院任教师，后又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解放初期，他作为一个供给制干部，级别不低，享受吃小灶的待遇、生活水平较好，政治地位较高；但津贴费零花钱不够用，他的手头还是缺乏人民币的。他1951年3月26日写给沙汀的信中说：“我在整风后写的小册子过几天就寄给你。因为现在身边邮寄的钱都没有了。我们仍是供给制，发了津贴仍常常很快就化光。不过住在城外，进城的时候非常少。身边经常没有钱，也多少感到不方便。”
（二） 符家钦
1919年生于四川合江，1943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他在晚年回忆说：
我从1950年5月应政务院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前身）副局长刘尊棋电召，从重庆来到北京，参加对外报道工作。
当时大家过着供给制生活，我按小灶待遇，工作条件很好。但每月津贴费不过小米480斤，合后来的“新人民币”48元钱，平时不够花销。
（三） 吴文 （女）
1916年生于江苏江阴，1935年在上海参加救国会，1938年2月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北京任司法工作。她晚年回忆说：
1948年冬，当时在河北平山县的中央社会部抽调组织干部进京，接管国民党北平政权。我毅然辞别病中的丈夫和在幼儿园的儿子，登上征途……满怀豪情，星夜兼程北上，同行队伍中有个老北京，自然成为大家羡慕咨询的对象。他趁机得意地摆开了龙门阵，什么北京有多少城门呀，什么有名的老字号餐馆、菜肴呀，说得大家垂涎欲滴。当时我党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派人与傅作义谈判，我们便留在良乡、香山等处待命。
1949年2月1日，随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从西直门进入了渴望已久的北平城。迅速接管了原北平警察厅（她被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副科长）。那时，生活上还是供给制，大多数人是吃“大灶”的低级干部，每人穿的是只有大、中、小三种型号的粗制布衣；每月零花钱，只有两元津贴；吃的是窝头、白菜汤。粮食虽紧，但上级规定，要保证工作人员吃饱……后来改为工薪制，生活真的就改善了。
50年代，到北京市检察院任处长。每天工作三个单元（上午、下午、晚上）。记得有个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对晚上去看电影还要请假很不习惯。我家当时只有三口人，平时不回家，办公室里放张床，儿子在小学住宿，全家每周相聚一次……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供给制
王正晚年回忆说：当我们这些人刚参加革命时，都很年轻，毫无资历可言。那时候，在一般革命队伍中，干部 的职位有高有低，但待遇只分三个档次。
最高的是“小灶”，拿我当时所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来说，只有廖承志院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一人享受此待遇。
其次是“中灶”，延安来的老同志，和上海来的著名艺术家，其中包括吴雪、金山、孙维世、任虹、李之华、张瑞芳、路翎等都在此列。
余下来的人就都是“大灶”了。营、连、排级干部也好，普通战士也罢，都同等待遇。也就是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领取同样多的津贴；我记得开始时没有什么钱，后来每月发零花钱6万块旧币，也就是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6元新币（合今人民币60元）。我们这些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属于这个档次。
在那个年代，我们常年生活在工农兵群众中。思想改造是第一位的。我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验生活”，而真正与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感情与他们打成一片。只有这些都做得合乎要求了，我们才能谈到写作。写作多是配合政治任务。领导出题，我们作文。有的领导“抓创作”“抓”得很细：写作前要认真讨论你的创作提纲；写作中要随时过问你如何处理一段一段戏和一个一个人物，甚至事先给你规定了有些重要台词应该如何写；作品完成以后，还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讨论。通常一个剧本要经过许多次修改才能获得通过。在那个年代，由于剧本不符合领导的要求而被“枪毙”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作品被“枪毙”倒还事小，如果作者由此而遭到批判和惩处，那就一辈子也难以翻身了。所以，在剧本中，每一段戏，每一句话，都要紧扣主题。“艺术标准”总是次要的，“政治标准”永远第一。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打算写什么人物，如何结构以及如何展开情节，都涉及作者的“阶级立场”问题。感情描写要特别当心，严防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流露。个人的爱好、情趣 、风格都尽量隐藏，艺术独创性只能在严格规定的范围内小心地发挥。广大群众所关注的社会焦点，个人生活的真切感受，都是不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或“独立见解”来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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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所的供给制
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培养作家的干部培训基地，于1949年开始筹备，1950年10月在北京诞生。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工作计划，全国文联第四届扩大常委会的决议，经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通过后正式设立。
丁玲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所长），张天翼为副主任（副所长）；叫“主任”还是叫“所长”，当事人前后说法不一，但意思是一样的。田间为秘书长，康濯为副秘书长。下设行政、教务两个处。行政处长是邢野，教务处长是石丁；陈淼兼任丁玲的秘书。其他工作人员有些是从文协调来的，有些是从社会上招聘的。据马烽说他“被文化部指定为所里的党支部书记，为了工作起来方便，挂第二副秘书长名义。”第一期学员的情况很特殊：既是学员，又是工作人员；而图书资料员也参加听课学习。这是办所初期的特色。
关于经费问题，文化部长沈雁冰说：“我曾同周扬、西谛（郑振铎）商量过，可由文化部承担。” 鲁迅文学院的展览资料说，1950年的开办经费由文化部教育司拨给，总计1800匹布，折合小米万斤。看来文化部给文研所的办公经费是上不封顶的。行政编制也很特殊。只有几十个学员的“研究所”，能建立一个有几万册图书的图书资料室，图书管理员最多时达8个人，比一个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的人多两三倍。图书资料也全部由文化部出钱购置。
在文学研究所，对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无论原来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无论是工人、农民、战士，还是干部、教员，来这里后一律享受供给制。从学校的角度，他们是学员；从组织的角度，他们都是党的干部。
学员徐刚说：“那时实行供给制，保留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按大、中、小灶待遇。凭一纸介绍信，就可以乘志愿军的车，吃部队的饭，领志愿军的棉军装、皮帽子、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