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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剿∶�520斤，每斤171元，折合人民币88920元。”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对《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薪津暂行标准》进行了修订。1951年，部分人员调整工资，清华大学教师214人（占教师总数435人的49 ％）增加小米11 805斤，人均月增55斤小米；职员67人增加小米2 360斤，人均月增35斤多；工人205人增加小米9 050斤，人均月增44斤多。
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说：从美国归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时工资是每月800斤小米（专任讲师、合今人民币约1200元）；后来升级，任副教授时月工资为1000斤（合今人民币约1500元），升教授时月工资1200斤（合今人民币约1800元）。
1955年大学教师定编时，何兹全评为4级教授，月工资204元（合今人民币约2040元）。那时候猪肉大约5角钱1斤。出门购物买书，口袋里的人民币大把往外掏。钱还是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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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吴冠中回国后的经济生活
吴冠中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农村。1942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考取###公费留法，1947年至1950年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进修。根据吴冠中晚年回忆：
1950年的秋天，吴冠中从巴黎回到北京，住进西单旧刑部街###归国留学生接待处，第一件事是到东安市场买了一套蓝色制服，换下了西服和领带。很快地，吴冠中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但美术学院住房紧张，一时没有吴冠中的宿舍，靠友人帮助，暂租到东四魏家胡同一个四合院的两小间南房。南房朝北，不进阳光，房中无隔断，似堆杂物的仓屋。房门口有棵不大的树，院子极窄，这里属进入正院的入口处，大概原先是看门人的住处。
吴冠中匆匆赶回宜兴老家，接来久别三年的妻和未见过面的孩子可雨。吴家三人就落户在这小屋里，除了吴冠中从巴黎带回的三大铁箱画册和法文书籍，什么家具也没有，开始买双人木床、木桌、木椅、木书柜、煤球炉、煤、米、油、盐。妻子学习如何用煤球炉生火、封火，用一只桶到里院打水。他们开始在不习惯的北京做自己南方口味的简易饭食，往往中午做一顿饭，晚上将剩饭煮成泡饭，保持老家农村的习惯。人地生疏，门庭冷落，几乎没有客人，只有老同学董希文和罗工柳来作过客，妻子做饭招待他们，炖了红烧牛肉……
吴冠中被定级的月薪是700斤小米（注：合今人民币约1000元），并须给在故乡的父母按时寄去生活费。土改前后，他们的生活困难极了，还抚养着几个未成年的妹妹。吴冠中节省下不多的美元存在东四一家银行里，每月工资用完时，便到银行去取一点美元兑成人民币。
从魏家胡同到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并不远，吴冠中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每天骑车到校上课。 课外，骑车上街办事、买菜、写生，此后三十余年，吴冠中前后骑破了三辆飞鸽牌自行车。
不到一年时间，美术学院给他分配了住房，就是那大雅宝和小雅宝胡同间的古老院落。吴冠中跟李可染对门而居，同院尚有李苦禅、王朝闻、张仃、董希文、彦涵等等。有一次齐白石到李可染家作客，可染先生请吴冠中过去相见，这是他见齐老先生惟一的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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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米”为工薪单位的过渡时期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周扬、副主任陈微明）下发了“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警薪给暂行标准（草案）”，对于薪给数额（为每月多少斤小米）作出规定。
大学校长：月薪小米1300斤至1500斤；
专科学校校长或独立学院院长：月薪小米1000斤至1300斤。
教授、副教授：月薪小米800至1300斤；
讲师、教员、助教，月薪小米400至850斤；
职员：月薪小米250至750斤，工警180至450斤，学徒工120至180斤。
（注：每斤小米约合今人民币1元5角左右。）
国立清华大学职员公会讨论后，于4月16日呈报《建议书》，提出要求：
Ⅰ、将最低薪额250斤小米拟改为350斤。理由：（1） 维持最低生活水准：根据本校生活委员会调查所得，工农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所需63斤小米（不包括衣、住、教育、医药及其他）；该会调查本校职员实际平均负担家庭人口数额为口（包括本人、十岁以下儿童每两口算一口）以成数4口计；则每月应需252斤小米；又据悉华在大学生每人每月所需为106斤小米（不包括房租捐税）以4口计每月应需424斤小米；照此两种标准之平均额约为350斤。本校所拟4口实为最简单之家庭而350斤小米亦实最低之生活水准。（2）三月份下半月本校职员所支之最低额底薪55元折合小米353斤，调整待遇之时不应低于原支额，以影响工作情绪。
Ⅱ、原来待遇确不尽合理、最低职员之所得，按其工作性质已感过少。希望提高薪额。
Ⅲ、补充意见：（1）每年应视同人工作成绩，拟请酌加薪俸；（2）拟请政府以救济或贷金方式补助家庭人口过多，而无生产能力或生产机会之人员。理由：在此过渡时期，生产机会，尚不普遍，而家庭负担沉重，生活不足维持者甚为影响工作情绪。……为使每人均能安心服务，则必使之生活安定，则最低要求实应满足。本会已成立研究调查机构，作更深刻，更进一步，更于具体事实相接近之探求当可随时提供意见，以供采择。
从1949年5月份起，北大、清华等院校依据文管会下发的《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薪给暂行标准》，制定了教职员的支薪评定临时办法，评定教职员工的月薪。具体规定如下：
专科学校校长或独立学院院长：月薪小米1000斤至1300斤。
教授875—1300斤，副教授825—1080斤；
专任讲师630—850斤，教员570—800斤，助教400—680斤；
教职员工年功加俸，及考勤考绩加薪，每年最高小米40斤为限。
我还从历史档案中，查到了中华民国38年（1949年）8月11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文件（高教秘字第873号）：关于评定薪资的指示”，签发者为华北高教委主任委员董必武、副主任委员张奚若、钱俊瑞。这个文件比较审核了“平津各院校评定薪资结果”，点名批评了北洋大学评薪结果“过高”，作修正如下：
一、教授方面：为使北洋大学不高于其他院校，除校委会主席保留月薪1300斤外，其他一律减35一40斤，教授平均每人月薪1100斤小米（与清华、北大等校平均数相同），最低薪减为月薪800斤。
二、讲师助教方面：讲师最低610斤（比较北平各院校：清华610斤，师大550斤）；助教最高薪650斤。附小教员月薪金350—550斤，参照：清华大学附设成志中学教员薪金为350—670斤。
可见，新中国成立前夕所定的教员薪金（以小米数发给）一般标准偏低，因为这是以1948年经济最困难的战乱时期的月薪收入为参照基点的；后来稍有调整。由此知识分子的工薪虽然并不高，但是收入比较有保障，逐步摆脱了物价飞涨的困扰。十年战乱以来，他们头一次过上了平稳的物质生活，认为可以安心从事文化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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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斤小米”的故事
张元济先生（1867—1959）是商务印书馆的###。1949年9月，他应邀从上海到北平，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写了一本书《中华民族的人格》广为散发。书里说：
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与国人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如果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把人格的扶植放在脑后，那就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去竭力追求物质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便以为“只要抢得富贵，免得贫贱……什么都可以不管了。长此下去，将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引自傅国涌《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22页。）
1949年，在新中国诞生之际，张元济先生恪守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小事上也绝不含糊。
9月14日，张元济曾托政协会议招待处给商务发过一份电报。事后他多次向招待处邓主任询问费用，邓都不肯说。无奈他只好让人去电报局了解价格，134个字，共28140元，按照招待优待，私人电报半价计算，应该付14070元。9月17日，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