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且睬肭笸獾鳎首谌蚊е萃ㄅ小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3）
同年九月，杜衍被任命为同平章事。杜衍务裁侥幸。每有内降。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帝尝语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不可告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范仲淹、富弼外任宣抚以后，攻击和打压他们的人越来越多，只有杜衍能为他们说话，因此朝廷的那些小人又纷纷嫉恨杜衍。
这个时候，杜衍的女婿苏舜钦在进奏院工作，进奏院是一个文书中转机构，日常工作就是转抄、拆封文件，每天都有一大堆封纸报废。由此，卖废纸便成了进奏院预算外收入的主渠道。
宋仁宗庆历四年秋，恰逢赛神会，苏舜钦与同僚刘巽动用卖废纸的钱，筹划一个大型酒会，宴请宾客。苏舜钦不仅邀请了京城里的一些名士，还请了两名女伎助兴。为示公私分明，苏舜钦还自掏腰包，拿出十两银子，作为喝酒钱，对于被邀请的客人，也要求他们拿出数量不等的喝酒钱。王益柔在这个宴会上作《傲歌》，诗中有“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让人抓住了话柄。
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苏舜钦举办的这次酒会是典型的公款吃喝、招伎玩乐的*行为，并上书弹劾苏舜钦监主自盗。苏入狱受审，后以监守自盗罪削职为民，闲居苏州。其他赴宴者十余人也悉数被贬官，被逐出开封城。就连当时助兴的两位“小姐”也被官府枷起来审问。苏舜钦的岳父杜衍也遭受牵连，被迫下台。王拱辰本来想借这个机会往范仲淹身上泼脏水，他指控苏舜钦等人诽谤周、孔，犯大不敬之罪，要求诛杀王益柔。幸得韩琦及时进言，仁宗从轻发落，将苏舜钦从官府中除名，王益柔等人贬官了事。王拱辰等成功打击了改革派官员，甚为得意，声称“一举网尽”。
庆历五年正月，杜衍被贬到兖州，范仲淹被贬到邠州，富弼被贬到郓州。韩琦上书请求朝廷不要让杜衍等外任，未予通报。琦乃请外。同年三月，韩琦贬到扬州。河东转运使欧阳修上书，称杜衍等都是有才能的人，不应该罢免或外放，结果欧阳修也被贬到滁州。至此范仲淹所制定的磨勘、荫子及科举新法被全部停止。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4）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范仲淹的改革，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却不能不触犯那些在因循*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他们以唐代牛李党争为鉴，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范仲淹与吕夷简矛盾发生后，宋仁宗于宝元元年诏诫百官朋党，对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只是由于国内外局势险恶，不得不起用范仲淹，并赋以改革重任。当着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之际，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特别是当着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欧阳修的《朋党论》、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之时，宋仁宗对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让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到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庆历新政失败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而保守势力和改革势力之间的界线也逐渐明晰。
第四节 关于爹的问题
仁宗没有儿子，英宗幼年被仁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赵曙。嘉祐八年。仁宗崩，赵曙即位。史称宋英宗。尊皇后曹氏为皇太后，大臣都加官进爵，宗师诸王也都加以分封。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结果，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英宗像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5）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