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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8）
陆贽绝对不会想到，他清除异己，打击、排斥李吉甫，三年后，同样的遭遇会落到他的头上。陆贽因遭到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的构陷排挤，也被逐出朝廷，贬为忠州别驾。更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神使鬼差，他会落到李吉甫的手下。裴延龄为了继续打击和暗害陆贽，便起用李吉甫为忠州刺史，给李吉甫报复陆贽、出口恶气的机会。
就在大家都在等着看好戏的时候。李吉甫却把陆贽当作宰相来尊重，且与他推心置腹地交往共处。陆贽也确实给他出了不少力。二人合作很有政绩。
元和元年（806年）唐宪宗即位，李吉甫二次入朝，一直在偏远山区工作远离政治中心的李吉甫被唐宪宗一眼看中，而后不断升官，政治才能也就由此得到充分的发挥。
元和二年（807年）正月，李吉甫首次拜相。拜相当政以后，李吉甫更坚决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
藩镇军阀割据是早在宦官干政前的唐朝第一大毒瘤。众所周知的安史之乱就是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前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乱后的唐朝则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安史之乱中“安”、“史”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将领，又都是唐朝的节度使。
节度使最早设置于唐睿宗*二年，目的是以固定的军区设置来加强唐朝的防御力量。节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镇内军需调度和营田事务的权力，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兼管地方事务，权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镇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全国兵员总数为５７万，而边兵竟有４９万之多，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坐大，给节度使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而就在此时，宦官的把手伸向了军权。并扶持李亨于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这是宦官公开的夺权行为，从此宦官干政成为唐朝第二毒瘤。
在唐朝内部发生权力更迭的同时，安禄山集团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至德二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三月，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死，自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出现的内讧，为唐军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肃宗即位后，一边任命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从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处调兵增援。此外，肃宗还向回纥、于阗、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参加战斗。在叛军的控制区，如河北等地，由于叛军的残暴统治，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安、史的统治。在唐官军和地方百姓的双重打击下，宝应元年，安史叛军已经穷途末路。当年正月，史朝义逃往范阳，守将不予接纳，遂自杀。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定。
安史之乱，唐朝几乎动员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国力，自此以后，唐朝的国力再没有恢复到天宝年间的水平。战争期间，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严重，土地大量荒芜。东都洛阳遭到毁灭性破坏，城中居民被屠杀殆尽，建筑多毁于战火。回纥等少数民族军队在助剿的同时，也大肆抢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难。肃宗在借兵之时就与回纥统治者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员归唐朝，金银财宝、老百姓皆归回纥。”这使得回纥的抢掠更加有恃无恐。安史之乱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长期存在于唐朝后期，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攻击，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唐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9）
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几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之名，并在内地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行，这就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此外，参与叛乱的大部分将领、士兵依然存在，他们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朝廷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只能安抚他们，期望他们能改过自新。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李吉甫为什么坚决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了。就在这个时候，海节度使李錡反叛之心已日益暴露，李吉甫便劝宪宗把他调迁至中央控制起来。但是，朝廷派使者去召调了三次，李锜都抗命不从，并于该年十月发兵攻掠州县，杀戮刺史、县令，公然叛乱。李吉甫主张坚决平定叛乱，并征调素为江南藩镇所畏惧的徐州兵和汴州兵参与平叛战争，借以震慑李锜叛军。果然，李锜部下兵众得知徐州、汴州皆兴师南下，军心大乱，牙将裴行立等人擒拿李锜而向朝廷投降，叛乱遂平。李锜叛乱的平定，首功当归于李吉甫的正确谋划。所以，叛乱平定后，李吉甫因功进爵为赵国公。
在策划平定李锜叛乱的同时，李吉甫还针对唐德宗朝以来因为姑息藩镇而导致某些藩镇节帅终身不易其地的弊病，进行了大胆而有力的改革。他利用拜相后的一年多时间，共调换了三十六个藩镇的节帅。这样，通过频繁地调动藩镇节帅，就使节度使难以长期有效地控制某个藩镇，其势力自然大为削弱，从而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不过，吉甫无疑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
宪宗元和二年，李吉甫当了宰相。李吉甫对中书舍人裴垍说：“我流落江淮已有十五年，今日蒙受皇恩，提升我不知为同平章事，我道该用什么来报答陛下的恩德，只有好好为朝廷多选拔一些人才了，而如今的后起之秀，我与他们之间又没有什么交情，希望你给我推荐推荐。”裴垍立刻拿笔写了三十多人的名字。几个月以后，这些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当时的人都说李吉甫用人非常得当。可用人问题向来是个大问题，用谁不用谁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得罪一些人。这个时候朝廷官员多结为朋党，而各朋党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经常发生争斗诉讼事件。李吉甫也被卷人了这种朋党之争，
宪宗元和三年四月，长安为选拔人才进行了一次考试。唐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种叫做常科，一种叫做制科。常科考的是诗赋。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10）
元和三年的这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这次考试中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陈时弊、言词激切，竟然一点也不避讳。考官杨于陵、韦贯之认为他们符合朝廷选用人才的标准，将他们全部录用了。
平心而论，元和初年的政治确实也并非无懈可击，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朝廷欲加强中央集权，必然要损害民众的利益，再加上朝中意见多少有些分歧，各派之间意气用事的情况也不少。但主要的症结是皇上对宦官的依赖和依靠并未减轻，权贵骄奢淫逸、宦官专横霸道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就经常与皇帝争论，并且写作了大量的“讽喻诗”进闻于上。可见牛僧孺等人的言论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这得罪了当时的宦官势力。这时裴均已由荆南入朝，他是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