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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离间？不过，骚扰将会是难以忍受的。突然之间，我的儿子成了一桩丑闻的对象，况且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大众传媒的歇斯底里将是毫无限度的…… 奥列格打断了我苦痛的思绪： “我想，最好你们全家马上搬到大使馆生活区来。记者和穿便服的家伙们很快会到你在切维－切斯的家里去的……” 我的脑子一下子还不能消化我们所发生事件的全部后果。就向在云雾中一样，我下到小餐厅，安德列正在那里安静地喝着可口可乐。很难不跟他急，可我还是忍住了。我必须平静，这样才能弄清所有情况。首先得去新闻社去接列拉，她在那儿的《苏联生活》杂志社工作。然后赶回家，收拾必需的用品，再赶到使馆去。 我和安德列走到车旁。我尽量平静地问道： “你真的给里根写信啦？说实话。” “我记不得了。可是我真的想留在美国。我不喜欢在莫斯科的生活。这里好玩多了。” “昨天夜里你去哪儿啦？” “开车去纽约，想去找美国驻联合国使团。拿了妈妈放在床垫底下的钱缴路桥费。实际上，全程都有巡逻车跟着我。警察冲着我微笑，招手，但一次也没有栏我。” “你看他们是否知道你的打算？” “也许。但是，在纽约他们不见了，而我迷了路，吓坏了，后来决定回家。” “你要这些干什么？你可以在家里中学毕业，上大学，受教育。然后再来这里工作的。” “可是谁会放我来这儿？这会是惟一的机会。” “你在这儿没有专业，没有受过教育，谁会用得着你？他们自己的失业者也够多的了！” “我想试一试。要么成功，要么死了。这比在家里混日子强多了。你运气好，你可以到这儿来。我不会有这样的运气的。” “可是你想没有想过妈妈和我？” “想过，所以才回来了……” 我还能说什么？我们的家庭悲剧，事实上也是这个被打破的世界的悲剧，“冷战”冲突的产物。由于跟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美国进行竞争，我们国内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我们老一代的人，经受过艰难的岁月，可以继续忍受，坚持英国人的说法：“不管对与错，这是我自己的国家”。但是，甚至我们这些人，也喜欢在野外，在密友的圈子里，伤心于我们的领导人不关心自己的人民，而只是关心自己的幸福，安排自己的子女，甚至孙子辈。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组成，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当时，条件还不允许我们公开地谈论这一切，所以我们只能容忍这些颠倒黑白的事，尤其是身处国外时。 对年轻人而言，这些却难得多。从学校给他们灌输的，是应该讲真话。可是，他们听到的是一套，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套。 安德列对于假话和虚伪那一套的反感特别强烈。 有一次，大使馆中学的八年级学生要画一幅画，反映苏联维护和平的斗争，安德列画了苏联的坦克在阿富汗，而反映祖国生活的作业，则用了这样一幅画：饭桌上是一张《真理报》，报上是一瓶伏特加。 学校的校长，此人每逢革命节日都要写诗颂扬祖国，顺便也颂扬一番多布雷宁大使，对安德列的画大为火光，每次都叫我去解释。我试图让孩子明白事理，可劳而无功。 “爸爸，”儿子回答说，“可这是真的呀。在学校教我们要做诚实的人……” 接上列拉之后，我们迅速收拾了必须的物品便很快来到使馆区，这里临时给了我们一套房子。正如莱斯里·盖博所警示的，安德列亲笔写的信件当晚便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出来了，第二条早晨则上了《华盛顿邮报》以及美国的其他报纸。不知为什么，签名不是“别列什科夫”，而是“别尔什科夫”。我拿报纸给安德列：“仔细看，这是你写的吗？” 这次他没有抵赖。 “那为什么姓氏写错了？” “我发慌了，弄错了……” “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吧，”我对他说，我明白，一旦对他动粗，他就不再会开口。 我们必须做出某种决定。但是，事先我必须说服安德列放弃留在美国的企图，并且要他坚决答应跟我们一起回到莫斯科。只有在这之后，我才能向使馆领导提出行动计划。我提出了各种方案，安德列不说话，只是仔细听着。 “记着，”我警告说，“我们可以体面地解决这事，只有跟你谈妥所有的细节，并且只有你信守诺言，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同意。” “太好了！好好想一想，明天我们再谈。那现在去睡觉吧。” 我们及时离开了位于切维·切斯的房子。我们的邻居，“新闻”社的代表告诉我，在底层的大堂里和走廊里挤满了报纸和电视台的记着，等着我们出来。如果我们在那儿的话，我不得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甚至不知道如何从这种局面下脱身。如果美国政府拒绝安德列出境，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想清楚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什么？我们自己走，留下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社会经验的孩子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或者跟他一起留下来，自己也成为“出国不归者”？这可是1983年，早在“改革”开始之前。的确，勃烈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上台，国内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但旧的教条基本上仍然有效。何况在当时，无论我，还是列拉从心理上没有做好准备走这一步。此外，我与第一个妻子生的两个孩子还在莫斯科。我的大儿子谢尔盖在外交部工作。他会出什么事？我们在莫斯科有许多朋友。我的书用苏联各族的语言，并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版，我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读者。不，我们当时不能留在美国。如果安德列在美国被扣留，我和列拉，最可能会两个人回到莫斯科。现在，许多人会认为这种做法太没有人性，可当时，向许多苏联人一样，我们曾是理论的囚徒。
永不愈合的伤口（3）
整个晚上，电视新闻节目里，有关“苏联外交官的儿子”写信给里根总统请求在美国政治避难，以及政府打算满足申请的新闻作为主要事件不停播出。安德列的照片和信播出时，加上一段背景画，上面是镰刀和锤子在追逐一个跑着的男孩。 这起事件中的许多环节显然十分古怪。信是在他失踪前一天发出的。白宫和《纽约时报》每天都要收到大量邮件。安德列的两封信如何能够在不到一昼夜的时间里分别到达收信人，被人拆阅，报告给里根总统，并准备好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是什么人专门将这两封信送给收信人的？什么人和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丑化安德列的父亲？可是，我在苏联大使馆里的位置并不高。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我曾经在美国走过许多地方，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讲课，阐述苏联就这些或者那些国际问题的立场。从我的书里许多人了解到，四十年代我曾经作过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助理，斯大林的私人翻译。而这个苏联外交官的儿子爱上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愿回家。如何可以相信苏联的宣传家，如果他们自己的孩子都不相信？第二天早晨，我跟安德列进行认真的谈话。使馆的领导，特别是克格勃的驻馆负责人坚持认为，安德列要否认信的真实性。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了儿子，必须这样作。他同意跟我们回到莫斯科。出发到使馆之前，我问他： “我能不能确信，你不会糊弄我？” “是的，爸爸，我答应了，会守信的。” 这里，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是援引安德列八年之后写给《华盛顿邮报杂志》（1991年10月27日）的关于1983年8月时间的片断。夜里开车到达纽约之后，他迷了路，非常害怕，并决定回家。 “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我在干什么？在这个国家我不认识一个人。我会发生什么事？我会在这儿找到工作吗？我住在哪儿？我一直都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我自己从未一个人呆过。我的父母——我如此爱他们！我们的争吵是那么傻。在我的心里，我最爱我的父母。只是现在，当我一个人呆着时，我才清楚地理解这一切。没有他们我不能生活。为什么我没有先考虑他们？他们会出什么事？他们会在蒙羞之后回到俄国？大家都会斥责他们。并且没有我他们会怎么生活？他们也爱我。我的父亲工作太多。他在努力使我的生活容易些。他在尽力帮助自己的国家。他的讲座在美国——是苏联宣传的黑暗中一束亮光。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这是他的生命。可是我会毁坏他的一切。我的妈妈——不管她说了些什么，不管她怎样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