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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导与被领导者间的关系中发生了问题，在社会内部产生了矛盾——在党与人民之间，在党内……” 。 想看书来
在北京（2）
周恩来说，他跟前不久由伏罗希洛夫和拉希多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讨论过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周恩来继续说道，“对此十分轻松。‘你们的紫禁城，和我们的克里姆林宫外面都是高墙，’伏罗希洛夫说。可我回答说，这些墙并没有能够保护中国的皇帝。我们大家都应该考虑，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没有不满意。” 总理问我到过那些地方，有什么要求。我说，在东北我想参观大连和旅顺，此后想去南方看一看，云南省，海南岛。另外还想到中国原子能基地的兰州去看一看。但我发现，这些地方不大愿意放外国人进去。 “我会过问您的行程。我认为，您的要求愿望都应该得到满足。” 的确，他信守了诺言。在此后的行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第三幕和第四幕之后，灯亮了，但观众无人动身。 周恩来站起来，握着我的手，祝愿在中国旅途愉快，此后便走出了剧场。只是现在，观众似乎明白过来了，开始离开剧场。他们都知道，并且看见了，我们在两个幕间休息时在谈话，但是没有人作任何表示，没有任何动作，任何声音妨碍我们的谈话。 后来有人对我解释说，周恩来经常去看戏，坐在池座的观众中间，所以北京人都习惯了。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规矩，所以觉得这些是不可能的。如果斯大林或者莫洛托夫打算到剧院去，那么票子事前会发给可靠的人。他们乘车到专门的入口，乘专用电梯上去。而他们所在的包厢装饰得严严实实，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剧场里任何人都看不到他们。包厢旁边的小厅里，预备有各种吃食、甜点和饮料等。与哪怕是经过挑选的观众，从未有过任何交流。穿制服和便服的安全官员到处走来走去。 周恩来身旁没有看见警卫，这使我感到不安。安全机构的人肯定在附近。但他们的举止使人绝对看不出来。 次日，外交部新闻司通知我，朱德元帅将接受采访。他们用这种方式暗示，与周恩来的谈话是必须保密的。 好奇心始终困扰着我，为何他要安排这样一次会面？当地的几个中国通的解释是，由于我的单子里总理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因此他要用独特的中国礼节来弥补自己不能接受采访。也许，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我想，是否周恩来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自己的朋友和战友鲍罗廷的敬意？ 在中国呆了将近半年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跟总编列昂捷夫讲妥，便将自己关在办公室，从早坐到晚，在打字机上敲出旅行札记。 有一次，出得办公室，给热水瓶灌开水时，我在走廊里遇见了一位年轻姑娘。她令人惊异的美丽、身材高挑，波浪般的栗色头发披在肩上，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以前从未在编辑部见到过她。打过招呼之后，我从旁边走过，并且，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看女人的背影，走向总是有热水的水炉。然而，走过十步之后，终究忍不住回过头来。就在这一刻，这个神秘女郎也回过了头来。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当然，我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让我感兴趣的姑娘我出差的时候作了校对员。后来，结束了自己的札记之后，我去英国出差。再后来，是1958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但是，我们交换过的目光却在一直陪伴着我。 六十年代初——她那时满25岁——列拉（她直到现在也不喜欢叫她瓦列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搬到了我那儿。1966年我们结了婚，很快，儿子安德列出世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是中国共产党从匈牙利事件中得到教训，让人民广开言路，批评政府的措施之一。这是我采访当时，朱德元帅和周恩来总理一致的说法。 而毛在红色中国实施的“创作自由”，在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闻所未闻，因而我的采访札记轰动了莫斯科，以及世界各地…… 当时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宣布毛的新路线：“百花齐放”。就像“伟大领袖”的其他创举一样，这里当然也有历史先例的引证：古代某个时候，中国某个皇帝为了鼓励在文学、艺术、诗歌、绘画中的多样性，称自己的统治为“百花齐放”。所以，现在1956年匈牙利暴动之后不久，毛决定在红色中国宣布“创作自由”。这显然是不对的，因此，在中国期间，我打听了这个新鲜事物是如何实际得到贯彻的，因为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从未听说过类似的东西。 文化部的高级官员们使我相信，一切都非常之好。据称，创作人员一个个热情高涨。出现了新作品，举行各种政治辩论，准备开拍讽刺电影——一句话，一切繁荣，大家都为此感到喜悦。 同？时，《人民日报》经常刊登一些有关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文章。要在莫斯科的话，这些文章起码会被称作“大有问题的”。即便这样，《真理报》时不时地转载一些中国出版物上的类似文章。 在北京与作家、记者、画家、大学教授谈话时，我得到一种印象，即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任何宣传部都不加干涉，因此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非正统思想。 在正式采访朱德元帅的过程中，我努力地想弄清楚，宣布的创作自由的路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元帅不仅确认了毛的这个独创的不可移易，并且对其必要性作了一番论证。以匈牙利为例，他声明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从这个事实得出结论，即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支持了暴动。朱德继续说，这意味着，在某个地方触及到了国家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必须研究，他们犯了哪些错误，并努力得出相应的结论。 “我们不打算，”朱德元帅总结说，“给兄弟党提任何建议。但自己得出了结论，并规划了一系列措施，部分地在‘百花齐放’的路线中得到贯彻。” 在此次中国之行期间，我到处打听，首都之外如何实现“百花”的政策，总是得到与见到朱德元帅时听到的大致类似的说法。显然，外省的领导得到了相应的指示，并十分清楚如何回答外国访客。自然地，我就这个“新路线”也问了周恩来。他表示，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计划长期进行的政治试验。而后，像朱德元帅一样，将“百花齐放”的口号定义为匈牙利事件所提示的措施之一。 在中国旅行将近半年期间，我每两周便向自己的杂志发回一篇札记。由于《新时代》杂志的特殊性，杂志上刊登的文字不受事先的新闻检查，我的文章立即付排并马上刊登出来。我有关“百花”的札记也刊登了出来，并立即引起了外国记者的关注，何况此外任何另外一家苏联报刊均未涉及到这个题目。 我似乎可以为这样一个成功的新闻高兴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刚刚回到莫斯科，便要我去苏共中央见当时负责宣传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 她立即批评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您怎么能够，”她火冒三丈，“写出这样一篇有害的文章？您在中国发现的是什么百花？您有没有在我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听说过这种东西？并且，编辑部不跟我们商量，就能够刊出这样有缺陷的材料？” 很快，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猝然降临，九十九朵花被割掉了…… 只剩下了一朵，还是那个共产主义的小花朵。 上面提到的札记，后来编入了我的书《从松花江到北回归线》。有关“百花”的那篇札记，里面当然没有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与内森·洛克菲勒的交往（1）
美国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内森·洛克菲勒当着我的面按了一个按钮，世界上最早的电视雏形便展示在了我的面前。 为了跟英美军事代表团的军衔保持对等，斯大林大笔一挥，就将我们代表团的一位海军上校变成了“海军上将”。 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洛克菲勒，以私人名义请我转告莫斯科美国将从越南撤军的步骤与要求…… 1944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时，便结识了象征着美国资本主义的著名家族的代表人物。那年夏天，在首都附近的杜巴顿－伊科斯庄园里，苏联、美国、英国三大国举行了反法西斯联盟会议。会议上，研究了国际安全组织，也就是未来的联合国的宪章。 我当时担任由葛罗米柯率领的苏联代表团的秘书。我们与英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