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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负责这个工程之初过了两周之后，我已经确信无疑，即俄国是我们的敌人，并且曼哈顿工程是在这个基础上实施的。我完全不赞同国内流行的，什么苏联是英勇盟友的观点……当然，对此多次向总统做过汇报。” 那又如何？最高统帅并未宣布不同意自己的下属。 1943年夏天，在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协议指出，原子弹是“战后世界上决定性的因素，并且赋予掌握这个秘密的人以绝对控制力”。总统与首相承诺，“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转交任何资料。 必须提到的是，魁北克会晤，是为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以及“三巨头”首次德黑兰会晤做准备的期间举行的。在莫斯科，美国国务卿赫尔多次谈到了美苏战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几个大国维持和平的责任。在德黑兰，在与斯大林谈话时，罗斯福总统多次指出了战胜法西斯之后，作为维持和平，保障世界安全决定性因素的美苏合作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曼哈顿工程的背景下。罗斯福谈论到了有义务维持全面和平的“四个警察”——美国、苏联、英国、中国。但是，总统却避而不谈，这四个警察之中，其中仅有两个将拥有原子弹。 早在这个阶段，华盛顿和伦敦已经采取措施，封锁其他国家获得裂变材料的途径。1944年6月13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了监护宣言，其中指出，美国与英国在战时和战后，将合作以期建立对现有铀以及钍的储存的监督。接着，宣布了两国政府的意图，即“在各自司法管辖地区的疆界之内，以及其他两国政府、印度和缅甸自治政府控制之外的其他地区内，尽可能全面地监督铀及钍矿石的供应”。 丹麦物理学家尼斯·波尔——美国原子弹的建造者之一——于1944年采取最后一次尝试说服罗斯福总统，有必要向莫斯科通报有关制造新武器的工作。然而，9月中在自己的庄园海德园会见丘吉尔之后，罗斯福总统与英国首相一起确认不改变保密规定的决定。此外，两位领导人得出结论，即“不能信任波尔”。1944年9月19日签署的文件中，最后一段写道：“必须调查波尔教授的活动并采取措施，以免通过他发生泄漏情报，尤其是泄漏给俄国人。”至于波尔建议的实质，在这份文件的第一段有明确的回答：“建议让全世界（实际上是苏联—作者注）知道‘合金’（原子弹的代号——作者注），以签署对‘合金’，以及使用进行国际监督的协议，是不能接受的。这件事情应该严格保密。” 在里瓦迪亚，1945年2月三国领导人克里木会议期间，罗斯福曾经询问丘吉尔，是否应该在此次会晤期间将曼哈顿工程的情况通报给斯大林。丘吉尔坚决反对，称这种建议“有伤体面”。罗斯福再也没有坚持。这样，为战后与苏联合作建立更加良好气氛的最后一次机会被错过了。 还必须补充的是，苏联领导人在曼哈顿工程的早期阶段，就从自己的谍报人员处获得了情报。也许，斯大林应该通报罗斯福，曼哈顿工程对他并不是秘密。应该认为，这也许会使我们的盟友困窘。但也许有可能促使他们讨论对原子弹以及原子能进行共同监督的问题。 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这对美国人而言意义重大。美军正在太平洋地区苦战。盟军在西欧的局面也不轻松。雅尔塔会晤前夕，他们甚至请求斯大林提前开始苏军新攻势，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在当时情况下，与苏联对抗不符合西方的利益。美国和英国的社会舆论强烈倾向于保存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且，罗斯福能够依赖这些情绪，对付极右势力的压力。 西方盟国的沉默，被斯大林看作是一种威胁。他委派贝利亚负责建造苏联核武器的工作。核军备竞赛便是这样开始的。同时，斯大林的怀疑，以及“他对战后可能合作的疑虑”进一步强化了。
我奉调来到莫斯科
我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高级军官教授英语，这个简短的经历，后来直接把我送到了斯大林的身边：当时国内外语人才奇缺。 一般苏联人对1939年8月23日与希特勒德国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怀着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与纳粹的协议使人感到有伤体面。从极端敌视到合作这个急转弯，由于多年的反法西斯宣传，在我们的意识里不能接受。 另一方面，不管这有多么离奇，与德国哪怕是短时期的关系正常化，也使人们感到轻松。战争的威胁如箭在弦上，西方民主国家对我们态度冷淡，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对我们充满敌意，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远东的武装挑衅，所有这些产生了孤立无援、不祥的隔绝之感，兆示着新的牺牲和苦难。 消除法西斯进攻的直接威胁，使许多人产生了希望，即我国哪怕在短时间内可以置身战争之外。现在，当希特勒将自己凶残的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方向时，我们似乎可以指望，和平的喘息会继续下去。如果德国在西方开战，而且大家都认为，战争将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而我们将置身事外。没有人能够预见到，法国在几周之内即被打败，并且到1940年夏天时，几乎整个西欧都处在纳粹的统治之下。 此外，我国——当时惟一宣布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还可以获得不少好处。在互不侵犯协议签署前几天达成的苏德贸易协定，规定了向苏联供应现代设备和新技术，这对我们海军而言也是有好处的。正是这个情况，在我的命运中起了作用，把我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普通一兵推到了斯大林政权金字塔的最顶层。 当时，需要懂德语的人才。从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期，我的“学生”之中有人推荐了我——于是，我被召到了莫斯科。 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深夜抵达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这里挤满了转车的乘客。长椅上挤着大人和小孩。单身旅客则头枕着简单的行李睡在地板上。我费了很大劲，才在一个候车室找到了小角落，我安顿下来过夜：铺开一张报纸作床单，装行李的包袱则作了枕头。当时，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的情况。 在石板地上睡觉当然不很舒服。此外，还得操心——被人偷走了写着“太平洋舰队”字样的无檐帽，或者从脚上脱走了公家发的皮靴。并且，心里一直还在想着，在首都会有什么事等着我，干吗叫我到这儿来。 一大早，掸去灰尘，在站前盥洗室匆匆刮过脸，便出发前往果戈里路的海军人民委员部。我用自动电话上拨了预先给我的号码，然后在门卫室等待。过了大约10分钟，大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位打扮非常利落、身穿海军中校军服的中年男子。我飞快地站起来，行了礼： “按照您的命令前来报到……” “稍息。”一个悦耳的低音打断了我。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感觉到，现在应该决定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事情。“请坐下来，我们谈一谈……” 此人和蔼可亲的语调，客气的举止消除了我内心的紧张。我们在一张小桌子边上坐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跟我谈话的，是叶里扎尔·亚历山大洛维奇·扎伊采夫，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并且因为战功卓著被授予当时非常稀罕的红旗勋章。在卫国战争期间，扎伊采夫海军中校是海军人民委员部外事局的局长，所以，很自然地，他与美英等国的军事代表保持着密切联系。后来，贝利亚指控扎伊采夫为英国间谍，并将他投入监狱。党的二十大之后才得以出狱，其时他已经疾病缠身，精神崩溃。 扎伊采夫用赞许的语调询问了我在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情况。我告诉他，入伍之前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在哪儿学的外语。当得知我如何过了一夜之后，他说，在距离巴维列茨火车站不远的警卫宿舍给我留了一个床位。他并解释说，有关我的具体任务，将在最近几天定下来，并建议我利用空余时间熟悉莫斯科。他当即给了我临时证件，这也是宿舍和海军总部的通行证，我可以在水兵食堂吃饭。很快，扎伊采夫再次叫我过去。这次，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我，里面的装饰是各种军舰的模型。这里我得知，我被借调到海军总部作外勤。 扎伊采夫接着介绍说，他要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并且决定带我一起去。这次，扎伊采夫身着便装。他解释说，有时要执行一些任务，军装不方便。并且，现在我们两个都必须穿便衣。 “您当然没有合适的衣服了。”他半是询问，半是肯定地说道。 “是的，海军中校同志！” “干嘛要这么正式！您必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