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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比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要好得多。与此同时，元首一直非常赞赏斯大林的无情与残忍。因为他本人也具有同样的性格特点。 三十年代下半叶，当时英国和法国已经明显地不愿跟苏联签订条约以预防法西斯侵略，斯大林开始留意柏林。西班牙内战的经验显示，除了苏联之外，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向合法的共和国政府提供援助，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利用西方大国的“不干涉政策”，毫无困难地给佛朗哥将军提供军事援助并最终使其在马德里站稳脚跟，这一切向斯大林表明，实力在哪一方。而他是尊重实力的。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及慕尼黑交易更进一步证明，西方政治家愿意饶过希特勒所作的一切，只要他完成在自己的“圣经”——《我的奋斗》一书中誓言，消灭布尔什维克。正是当时，斯大林曾经认真考虑过，能否跟元首缔结和约。李维诺夫因为是犹太人出身，并且在国联发表激烈的反法西斯讲话，已经不适合跟纳粹德国作交易，所以被解职。最接近斯大林的莫洛托夫成了外交人民委员。 而希特勒则得出结论，他更容易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打胜仗。就像历史上任何被战胜的国家一样，法国很快便会彻底丧失斗志，对希特勒而言这并不是秘密。不过，沿着莱茵河有一条稳固的“马其诺防线”，可是可以通过荷兰和比利时进攻，从而绕过它。此外，元首与张伯伦在巴德－格登斯堡以及慕尼黑举行的几次会谈，使元首得到一种印象，即这个人可以被讹诈。英国中立将使德国可能最终解决俄国。而眼下则必须跟斯大林找到共同语言。 德国与苏联交好的条件越来越适宜了。 然而，克里姆林宫决定再次尝试跟英国和法国达成协议。谈判开始了，但是，由于英法代表级别太低，缺乏必要的授权，一开始就预示不会成功。 1939年8月初，斯大林得出结论，不能指望跟英法达成重要的协议。此后，8月11日与前来莫斯科讨论采取共同行动阻止侵略的英法军事代表团的会谈，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当苏联国防人员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问道，与波兰有没有协议，一旦与德国开战苏军可以通过其领土时，率领法国代表团的杜门将军回答说，他不知道波兰的打算。伏罗希洛夫问道，为了加强法军，英国可以派出多少部队。英国的赫午德将军回答说，与德国开战的第一阶段英国可以派出十六个师，然后再派出十六个师，而且目前英国在自己国内只有五个常备师，以及一个摩托化师。 德国有140个师整装待发，跟德军的军力相比这些数字简直可笑。这跟伦敦和巴黎所认为的，战争一开始苏联应该派出120个师，这个数字也无法相提并论。接下来，当苏方提出盟国对比利时的计划时，法国代表声称，只有在接到请求的情况下才能通过这个国家，但是，是否将会有请求，现在尚不清楚。所有这些促使伏罗希洛夫于8月14日发表声明：“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和毫不含糊的回答，那么继续进行军事谈判毫无意义……苏联军事代表团无法建议自己的政府参加这种注定要失败的行动。” 当柏林传来愿意改善苏德关系的建议时，局势便是如此。但是，更早些时候，在跟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代办阿斯塔霍夫谈话时，里宾特洛甫毫无疑问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表示愿意为德苏关系确定“新的性质”。他宣称，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没有任何问题不能够被双方满意地予以解决。当阿斯塔霍夫询问帝国部长的具体所指的时候，里宾特洛甫表示愿意就重要问题进行谈判，如果苏联政府也愿意这样做的话。帝国部长在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通报与阿斯塔霍夫谈话内容的电报中，有一点异乎寻常的补充：向苏联代办透露了德国“与苏联就波兰命运达成协议”的意愿。
夜半敲门声：“杀死犹太鬼”！（1）
我母亲领到一周的食品包括：半个黑面包，两条鱼和四个土豆。 父亲巧妙喝退了专门袭击犹太人的劫匪。 我们一家人离开饥饿的彼得格勒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国内当时内战非常激烈。曾几何时，美丽的北方巴里米拉（俄国诗歌中指称彼得堡）变成了阴森、冰冷而暗淡的一堆石头，前沙俄帝国首都的居民们躲在屋子里，苟且偷生。苏联政府迁到莫斯科去了，而涅瓦河上这座“高傲的城市”却成了外省，一直到现在。妈妈拉着我的手。我裹在围巾里，努力加快脚步。涅瓦大街上，风刮起了烂报纸，广告和瓜子皮。迎面走来一队水兵，肩上的步枪上着刺刀…… 在爸爸的工厂里，妈妈领到了一周的食品：半个黑面包，两条鱼和四个土豆。她急着要赶回家，父亲患伤寒正躺在家里。平常总是强壮精力充沛的父亲，现在是那样的无助…… 父亲，尤其年轻的时候，总是远离政治。不过他还是欢迎二月革命的，所以，进城的时候，他总是在西装上衣的翻领上别着一枚红色胸花。他认为，俄国从专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之后，将为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而他也可以参加这个过程。但是，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混乱，自相残杀的内战，父亲将这些看作个人的灾难。他出身于外省中学教师的贫苦家庭，早年父母双亡，靠自己的努力成家立业。他中学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从切尔尼戈夫来到彼得堡，以同样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所技校，最后毕业于彼得堡工业学院。作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的名字被用金字刻在大理石牌上。但是，他上学的时候非常穷。他多次讲过，他经常跟其他穷苦家庭的大学生一起到一家餐馆里，那里桌子上总是放着一壶水，和切成大块的面包，都不要钱。在那里，他们可以拿一份新报纸，什么菜也不点，做出一副正在读报的样子，然后悄悄的就着水把面包吃完。为了维持学业，父亲还作过家教。大学毕业之后，他马上就得到了普梯洛夫造船厂高级工程师的职位，工资很高。他娶了城里有名望，但已经败落的一家人的女儿。当时觉得，生活似乎将是富足幸福的……可是，突然之间，这一切都破灭了。一个孤儿付出的巨大努力，忍受的苦难全都白费了…… 外祖母变卖了家传的珠宝，从投机商人那里弄到吃的东西。这可以使生病的父亲营养好一些，我们其他人也要想办法支撑下去。房子里已经不供暖气了，所以我们大家挤在一间屋子里。没有劈柴烧壁炉，但一个铁皮的小炉子救了我们。它有四个长长的支脚，放在客厅屋子中间的一块铁板上。像排水管一样的管子贴着天花板，弯弯曲曲地通到窗户的透气口。我们已经烧光了一打椅子，还有外公的写字台。现在轮到厨房里的橱柜了。有些精明的商人生产这种小铁炉子。原来富人区的住家户现在就靠这种炉子，因为中央供热系统早就失效了。它很快就能烧得通红，茶壶里的水几分钟就烧开了。但是，小铁炉子凉得也很快。夜里，室内温度在零度以下。 1941－1942年间，当时莫斯科也没有供热，这种小铁炉子再次出现。1942年，我的大儿子谢尔盖出生之后，在彼得罗夫街分给我们那套房子里，这铁炉子也救了急。 父亲在慢慢地康复，他开始能上街了。没有燃料，没有金属材料，也没有订单，他工作的普梯洛夫船厂早已经关闭了，大部分工人被动员上了战场。城里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父亲有一个姐姐叫柳芭，她住在乌克兰，在离父亲老家切尔尼戈夫大约一百多里地的一家乡村医院里作助产士。 “要不，到那儿去？”父亲提议说，“那这地方一直都是富裕，好客……”“你们在那儿靠什么生活呢？”外婆表示怀疑。“我随便找一个工作，无论如何，那里比这边好活一些。您看看，您的外孙多么瘦。在这里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他现在需要牛奶，蔬菜和水果。这些东西在乌克兰多的是……”听着他们说话，我想象自己躺在一个小棺材里。最近几个星期，这种事情我见多了。就像后来四十年代的围城时期一样，悲痛的人拖着小棺材走在彼得格勒冰封的人行道上。我躺在小棺材里一动不动，而他们三个人，弯下腰，撒下了眼泪。于是我开始嚎啕大哭。“你这是怎么啦？”妈妈严厉地斥责道，“闭上嘴，已经都那么瘦了……” “别那么粗鲁，”外婆干涉了，“他那么弱，而且神经也弱。” 我哭得更厉害了。总是受不了别人可怜我，哪怕有人开玩笑地说“小可怜，小可怜见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