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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随笔-用思维的乐趣解构历史-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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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咸遣诣阙,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 《旧五代史 周世宗本纪》:“帝自高平之役,睹诸军未甚严整,遂有退却。至是命今上一概简阅,选武艺超群者署为殿前诸班……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这次选拔无疑是赵匡胤扩充实力的关键点。

  首先,通过选拔,均衡了后周殿前司和侍卫司两军的实力。高平之战前侍卫司兵力约有十万,殿前司约两万,侍卫司实力远远高于殿前司。高平之战后,原属侍卫司的精壮被补充到殿前司,新招募的“天下壮士”也被赵优先选拔到殿前司。殿前司兵员大增,战斗力更有明显提高,所谓“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同时侍卫司经过沙汰后兵额大大下降,殿前、侍卫二司的实力已大致均衡。如果陈桥兵变真的是赵匡胤发动的,那么他所依靠的主要是殿前司的兵力,因此,对赵匡胤负责扩充殿前司一事的意义,实在不能低估。

  其次,选拔为赵匡胤建立派系、派出异己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缘。赵匡胤确实在高平之战后,树立了自己的派系,即所谓“义社十兄弟”。虽然“义社十兄弟”的成立与张永德和赵匡胤的日益亲密不无关系,但从《宋史》看,“义社十兄弟” 中至少有六人大是后汉时期投军。高平之战后,他们均在殿前司各军中担任中级将领。这与赵匡胤的选拔必然存在直接关系。

  第三,选拔为赵匡胤在殿前司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关系”。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只是被擢升为殿前散员都虞侯,领严州刺使,职务低于殿前都虞侯。所以单从职务上看,赵匡胤对中级以上的军官应该只有推荐权,而对基层军官则有决定权。所谓“父子分典禁军,一时荣之”云云,应该是属于史家的“饰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太祖掌军政六年,士卒服其恩威……人望固已归之。”所谓“六年”正是从赵匡胤负责殿前司选拔开始计算的。

  因此说,高平之战应该是培养赵匡胤野心的温床,并对赵匡胤日后成功实施兵变起到了劈山开路的关键作用。

  
  点检做天子

  《宋史 太祖本纪》:“世宗在道,阅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异之。时张永德为点检。世宗不豫,还京师,拜太祖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以代永德。”

  对此事件,当今学者多有研究,并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是推测这一事件赵匡胤所为,如张其凡先生《赵普评传 陈桥兵变的指挥者》等;另一是推测为李重进所为,如邓广铭先生《赵匡胤得国及其与张永德、李重进的关系》。

  支持赵匡胤所为最重要的依据是,赵匡胤是这一事件最大的受益者。蒋复璁就明确指出:“三尺木之来,实属可怪,代者为太祖,不是有很大的嫌疑吗?”其它依据还有:一、赵匡胤当时属于张永德一派,但其个人实力也已迅速膨胀,而张永德的存在无疑已经成为赵匡胤继续扩张的绊脚石。二、最让赵匡胤害怕的枢密使王朴于显德六年(公元559年)春辞世,而此时世宗有身染重病,因此野心膨胀的赵匡胤很可能在此时萌发了夺权之念。三、赵匡胤一直在世宗左右,因此大有做手脚的机会。这种说法在当前学术界影响非常广泛。

  此说似乎颇有道理,但细经推敲还是发现不少破绽:一、赵匡胤的实力虽扩张迅速,但当世职位、实力、威望高于赵匡胤者不止一人,比如慕容延钊赵匡胤就以兄长之礼待之。因此,就算张永德被罢免,也不一定就由赵匡胤代之。二、《五代史 周世宗纪》和《宋史 太祖本纪》记载,“三尺木”事件应发生于世宗不豫之前,因此赵匡胤在此时野心膨胀实属不可思议。就算“三尺木”事件发生在世宗不豫之后,但世宗当年未满四十,又有谁敢断定不豫之后一定会一病不起呢?三、赵匡胤虽一直在世宗左右,但以武将之身在四方文书中做手脚恐怕也不太容易。且以世宗之精明,赵匡胤做此手脚不被察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外,这类事情一定不可能是赵匡胤亲历亲为,既然不是赵匡胤亲手干的,那李重进也脱不了干系。

  推测李重进所为的依据,主要是李重进与张永德不睦。自周太祖郭威到世宗柴荣,对二人的使用始终带有互为制约的含义。张永德虽然在后台方面与李重进不相上下,但官职始终略逊李重进一筹。这就使得张永德的心里一直不爽,故而一有机会就拆李重进的台。《宋史 李重进传》载,张永德经常在宴请将领的时候说李重进的坏话。还曾经说过李重进有奸谋,让闻听的将士们惊骇不已。张永德甚至曾派使者携“密表”向世宗上奏李重进有“歹心”。而世宗对此心知肚明,所采取的态度是“既不信,也不管”。对李重进而言,他对张永德的中伤肯定也不会舒服,因此,“三尺木”事件安全可能是李重进对张永德的报复之举。另外,从世宗对这件事的处理上看,也可以说明世宗已经猜到此事系李重进派系所为,因此任命了张永德派系的赵匡胤代之。

  在我看来,虽然李重进的嫌疑很大,但赵匡胤也并不一定就是清白的。我的依据如下:一、以赵匡胤势力扩张的迅速程度,不可能不为张永德所忌。而张永德的存在也确实影响了赵匡胤的继续发展。而如果张永德被罢免,即使替代者不是赵匡胤,但赵匡胤也已经掌握了殿前司的中层将领和基层将领的支持。二、赵匡胤在当时是否萌生夺权之意,并不能成为其制造“三尺木”事件的依据。因为在###上,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以造反为目的的。三、李重进与张永德不睦是人尽皆知的事,对于“三尺木”事件的发生,任何人都会想到是李重进所为。赵匡胤很可能利用了这一点,既扳倒了张永德,又保持了与张永德的关系不被影响。

  不论“三尺木”事件系何人所为,赵匡胤毕竟是该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并最终以殿前司都点检的身份发动了陈桥兵变。

  
  范质与赵匡胤

  《资治通鉴 后周纪》:“显德五年,癸巳,大渐,召范质等入受顾命。上曰:王著籓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质等出,相谓曰:著终日游醉乡,岂堪为相!慎毋泄此言。是日,上殂。”王育济在《世宗遗诏的匿废与陈桥兵变》一文中提出,所谓“范质等”就是范质与赵匡胤。并提出范质匿召的原因是妒闲忌能,赵匡胤则是担心刚正豪放的王著会影响其谋反的大业。由于两人联合匿召,就导致范质受制于赵匡胤,并对于一切“上书范鲁公(质)”的有关防范赵匡胤的意见给予抵制。

  对此,我稍有不同之见。范质能不能受制于赵匡胤?对于匿召这件事,如果是范质与赵匡胤合谋为之的,那结果应该是范质和赵匡胤相互受制才对。怎么会仅仅是范质受制于赵匡胤呢?就算仅仅是范质受制于赵匡胤,这个受制也应该是有限度的。赵匡胤谋逆当然属于限度之外的事了,因为匿召的罪名明显要比合谋造反小得多,而且如果赵匡胤谋逆成功的话,很可能会对范质既有的利益产生影响。如果说范质确实是与赵匡胤合谋造反,那么对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宰相早朝未退,闻变,范质下殿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溥噤不能对。”的记载就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了

  但确曾有人对赵匡胤的不轨企图上书范质,如殿中侍御史郑起,但被范质等人搁置。我认为范质没有采取措施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后汉隐帝当年莽撞出手,无故处死朝中大臣,从而激怒了统军在外的郭威,发动兵变,最后导致后汉灭亡。对于这一历史,范质等人自然一清二楚,并深以为鉴。因此,对于赵匡胤的不轨言行,范质等人也不敢贸然采取措施。二是当时“朝中大小多归心者”,就连宰相王溥也已经向赵匡胤“阴效诚款”,因此就算范质想采取措施,也必将遭到多方牵制。

  
  赵光义在陈桥兵变中的作用

  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正史记载,在陈桥兵变发生的过程中,除赵普外,赵光义(当时应当叫赵匡义)也积极厕身期间,对于赵匡胤禁止将士劫掠的事,也是由赵光义现在赵匡胤的马头前“请以剽劫为戒”的。由此可见,赵匡胤的江山是由赵光义帮着才打下来的。但后人对此有很不同的看法: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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