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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贺自珍（2）
1979年9月，党中央用专机把贺自珍从上海接到北京，使她在全国解放三十多年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而不是通过电影或电视屏幕，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巍峨的人民大会堂，还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
贺自珍来到北京，住进了三○一医院高干病房，我同她接触就多起来。差不多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上午和晚上，我都来到她的病房，听她讲述她的过去。我发现，她的记忆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我都可以从党的历史中找到印证。
在她刚到北京的头几个月，她的情绪是愉快的。虽然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工作室，曾引起她的伤感，她恸哭过，但她毕竟用自己的双脚，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亲眼看到壮丽的天安门，对这点，她是很满意的。她的身体状况也比较好，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之间，除了谈她的过去以外，还常常谈现在。她向我提出许多的问题，要我这个当记者的回答。从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四个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她都关心，她都想知道。对我的回答，她有赞同的，也有不以为然的。虽有年龄、时代的差异，但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交往。
1981年，贺自珍决定回上海。那天，康克清、曾志来到病房，陪贺自珍一起下楼。贺自珍睡在担架上。在走向汽车的路上，她看见了我，笑了笑，说：
“你也来了。好久没见你了，你好吗？”
“我很好，谢谢。”我跟着担架往汽车走去。
“我回上海去了。”她对我说。
“祝您一路平安。我到上海去看望您。”
她点了点头。
我跟着送行的老大姐们一同来到机场。宋任穷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欢送她了。
1981年的11月，我请了一个月的假，专程到上海去看望她。为了打通进入她病房的路，我打了个报告送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提出要收集贺自珍生平事迹的要求，希望给予方便。冯文彬同志很快作了批示：在不影响贺自珍身体的情况下，请上海市市委予以安排。
但是，我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月，也只见到她有数的几次。原因还是她身体不适，医生认为不宜见客。我到上海时，她正患感冒。我们这一次见面，她可能太兴奋，讲话太多，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可把医生吓坏了。于是，我好不容易从中央到上海市市委打通的路，又堵塞了。
1983年5月，我出差到上海，去医院看望她。这时，她的身体和情绪都比较好。我得到了医院护士的大力支持，把她用轮椅推到华东医院的花园，照了几张彩色照，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这些照片，成了我最珍贵的纪念品。我返回北京前，曾到医院向她辞行，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松，一再问：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她还问我：
“你写的书出来没有？”
我明白，她指的是这本写她经历的小册子。我感到歉意，但不得不如实回答：“没有。”
贺自珍沉默了。她显然在想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只是喟然叹了一口气。
我同贺自珍一样，希望这部书能早日出版。但是，我不愿意为了能出版，而对书稿作重大的修改。贺自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女战士，如果不是她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曾经同毛泽东一起战斗、生活了十年——她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要写贺自珍，就不能离开她的家庭，离开毛泽东和他对贺自珍的影响。我始终认为，贺自珍是位杰出的女性，也是个普通的人，正如同毛泽东是位伟大的领袖，同时也是个普通的人一样。他们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和喜怒哀乐。他们有很多优点和过人之处，同时也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他们是在革命的实践中，经历过挫折和失败，不断地丰富了自己的认识，从而提高了革命才能的。他们从来不是神，也不应该把他们写成神。只有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如实地反映他们的战斗历程，既不歪曲，也不美化，才能写好这部革命前辈的传记。也正因为抱着这个态度，书稿中有的地方牵涉到我们十分崇敬的周恩来、朱德、陈毅以及毛泽东等革命先辈的某些错误，我没有回避，如实地记录下来了。
采访贺自珍（3）
这就是我和贺自珍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和所谈到的问题。
贺自珍想出版这本书的愿望，生前没能够实现，我感到很内疚，但这的确不是我的力量能够加以改变的。
1984年4月25日零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赶忙起床去接电话。
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我是北京市电报局，我们刚收到一份打给你的电报，电报是打到北京出版社的。我们想，这时把电报送到单位，你肯定不在，所以用电话通知你了。”
“真是太谢谢了。电报是哪儿打来的？”
“是从上海发来的一份讣告。我念给你听：‘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贺自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终年75岁。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应简办丧事的精神，定于4月25日上午lO时，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特此讣告。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1984年4月24日。’全文就是这样。”
“啊！贺自珍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我心乱如麻，我拿着电话听筒，好一阵子只说出这样一句话。
电报局的同志又说话了：
“你要赶到上海去参加告别仪式，恐怕是不行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打个电报去，表示你的慰问。”
“真是太谢谢了！”这个建议真是太及时了。
我挂上电话，马上穿衣服，步行来到北京站的电报局。电报局的大门也关了，只留了一个收电报的小窗口。我敲开了窗口，写了这样一份电文：
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惊悉贺自珍同志病逝，谨向她的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并请节哀。 王行娟
收电报的是一位姑娘。她看了看电文，抬起眼睛，看着我，问：“贺自珍是你什么人？”
“同志。”
我想了想，只能这样回答。在革命队伍里，不兴讲辈分，如果讲辈分，我应该是她的儿女辈了。在认识贺自珍以后，我有时跟着她的女儿叫她妈妈，有时又跟着她的侄女儿、外甥女儿贺小平、贺海峰叫她姨妈。但我同贺自珍没有亲缘关系，只能称同志。我对贺自珍，的确怀着儿女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当我深入到她的思想深处，我就越加敬重她的为人，同情她的不幸。我常常恨我这支笔，不能充分地表达出贺自珍的思想感情。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常常受到深深的感动的，有的章节，我是按照她的叙述，流着眼泪写出来的。我不知道它是否能同样地打动读者。
贺自珍逝世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4年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广播了。当天，北京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这则电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贺自珍，白发苍苍，眉毛浓黑，面庞丰润，双目和嘴角含着笑意。我过去没有见过这张照片，但可以肯定这是她近年照的，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才能拍出神情这样愉快的照片。
在贺自珍遗体火化以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送北京。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到北京，把它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我在宾馆里见到贺敏学时，贺老仍沉浸在失去最后一个妹妹的哀痛中。从贺老的谈话里，我了解了贺自珍逝世前后的情况。
对于贺自珍的去世，贺自珍的亲朋好友，她多年生活在上海的上海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她的许多老战友赶到上海吊唁，各地慰问的电报，似雪片飞来。上海多家报纸，除刊登新华社消息外，有的还登载纪念文章。《上海工人报》还将1979年杨子江同我在《新时期》杂志发表的《女红军战士贺自珍》，加以连载。这些报纸，销售一空。人们悼念她，敬仰她。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那天早上，一些知情者自动集合在龙华革命公墓的门前，希望能最后一睹这位女红军战士的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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