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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还在吩咐侍从这个那个的，与下一刻的军事简报有关，我偷空环视这房间。五扇大窗，彩印落地窗帘，房间溢满阳光。窗边摆了一张长且宽的桌子，其上摆了电话机、台灯和笔座。一张军用地图铺展开来。然后是几张供歇息的小木椅。门对面，也就是房间的另一端，才是希特勒的写字桌，与我所立之处成对角。那不过是一张寻常橡木书桌，跟时下随便哪个办公室里的没什么两样。桌上摆了只闹钟，不过希特勒自己是从来不瞄一眼的，他只让侍从亲口报时。有时候，他也自己看时间，从裤带里抽出一只金怀表。墙上，窗子对面，有方壁炉，壁炉前摆了张大圆桌，八张带舒适针织垫背的椅子团团围起。房间那端还有留声机柜子，书桌对面，几座靠墙的橡木柜子，寻常货色。我一边张望，一边调好打字机，卷入纸。其时，侍从退下。
希特勒走到我跟前，问：“你觉得冷吗，孩子？这儿挺凉的。”我马上说不，随即懊悔，因为听写开始后，我全身冷涩不堪。
希特勒开始讲话，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双手扣握身后，歪着头。再一次，我刚开始还能凝神听着，好跟上每一点。就像上一回，希特勒口若悬河，毫无停顿，就像他平时演讲一样，一个标点都不用。当然，讲话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到了结束，他开始讲到当前的艰苦斗争，将会以胜利结束，声调便提高了，这样，我总算不怎么费劲，便听懂了，即使他背过身去，站到房间的另一端，离我远远的。大约一小时，听写结束，我把一叠纸交给他，承认我听得其实不大清楚。他对我和蔼微笑，摆摆手，说，没关系，这便很好。
拖着冰冻的双脚，我退出房间，双颊涨红。到了外面，我问侍从，里面怎么那么冷。粗略估算，我觉得里面顶多就只有十度。难道贵为一国元首，自己的房间连暖气都享受不上？这整片建筑都有中央供暖的，其他地方都暖和得很。他们告诉我，气温越低，希特勒越觉得舒适，他从来不喜欢开暖气。现在我可明白了，作完持续几个小时的军事报告后，那些将军和参谋们为什么总带着红鼻头和蓝手掌走出来，随即振奋无比地钻进侍从室或人群中取暖。长期在这样的气温下开会，约德尔将军甚至冻出慢性风湿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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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2（5）
渐渐地，我晓得营地里最重要的人，和最重要的地方。其中一处是电影院模样的小屋。那么多大兵守在这林子里，与世隔绝，若能得到一点点好玩的东西打发时间，他们就不至于钻牛角尖了。所以，每晚8点整，会上映电影。无论什么电影，在这里都受到热烈欢迎。观众太多，以至小屋很快就须扩建。
只有希特勒自己从不来。他有专门供他看和审查的新闻影片，不过他从来不看长片，甚至德国电影的首映也不看。无论如何，去看电影，我也认识了一批与自己职位不相干的高层人士。首先，我认识了他的医生，莫雷尔教授和勃兰特教授，他们其实也不常来。前者是内科专家，希特勒的私人内科医师；后者是外科专家，是元首的贴身医生，后来，他官拜帝国健康委员。
这两个人性格实在相差太远，所以我准备专门用一章来描述他们。此外，常来看电影的还有些专管新闻的：帝国出版部长迪特里希，他长得像老鼠，言行八面玲珑、无足轻重，又乏味。他的同事海因茨·洛伦茨，生来就该做新闻这一行的，睿智，有魅力，又机灵——还老穿着便服。你也不会太喜欢跟将军们一起看电影，因为军事简报常常就在一天的这个时候送达，不过有时候你也听到马丁·博尔曼大声嚷嚷，笑得像连珠炮。一切关于营地组织和管理的命令指示，都少不了他的份儿，不过他是不常现身的。一个脑筋欠灵活又犟脾气的人，他是帝国上下最出名的人之一，也是最厉害的角色之一。他几乎终日守在指挥部的书桌边上，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倾力执行元首的命令。
新闻官瓦尔特·赫韦尔特别和气。有次去看电影，我一眼就留意到他那亲切又喜气洋洋的笑脸，他的快乐会满溢在空气中。后来我便常在元首那儿见到他，下面的章节我将以细节描述。
有一回，我们看了部德国片子，《母爱》。片子太感人了，以致我们的笑肌都僵住了，迸出泪水。不过更让我惊奇的是，片子结尾的时候，有两位老先生居然还泪如泉涌。他们看起来那么坚强，我想这样的人该不至于会为这样的电影动情的。我问邻座的海因茨·林格，这两位泪人先生是谁，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保卫部的头儿，冲锋队的高级长官拉滕赫贝尔和情报科主管赫格尔。他们负责元首和整片营地的保安事务，可是，我总觉得这样的人是不会轻易让悲情戏打动的。无论如何，借看电影的机会，我也结交了很多人，此后，我常和大家共同进餐，享受午后咖啡。这些人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从来不谈及政治或者与德国乃至全球时局有关的大事。真要说到战争，你也只能从他们口中听到自信的话，他们坚信胜利将会降临，他们也绝对效忠元首。这种话，底气是各人内心的信念——当然源自希特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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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2（6）
浸入这样的氛围，许多事情已全非我原来设想的样子，也与偏见不符，我呼吸着这儿上进积极的风气，像婴儿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战争结束之后，我回想起来不免困惑：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和那些人，我何以毫无保留地接受一切？并且，我记得，那道屏障和铁丝网，将我们与任何质疑——谣言和政治异见——都隔绝开来，我没有任何的参考标准，心里也就自然没有矛盾。刚刚开始为元首服务，确切而言是第一次为他作笔录的时候，尤利乌斯·绍布即告诫我，不能与任何人谈论我的工作，我也知道这里每一个人皆负有保密的责任，从小传令兵到陆军统帅都不例外。
两个月过去了。我适应得很好，还交了些朋友。时间和缓流逝，直到有一天清早，我也经历到不寻常的激动时分。
元首指挥部上下，传令兵急匆匆跑来跑去，营地穿梭着车辆，然后，有命令下来让我去见绍布。我踏进办公室，只见他一脸神秘。
他递给我一张路线草图，说，领袖要飞到东线去，这可是非常、非常大的秘密。他甚至要求我打印这几页，但只准过目不能阅读。我马上开始打这份重要文件。文件里有交通工具和驾驶员的安排，还有随行人员的名单。
由此，我得知希特勒准备飞到温尼察，探视驻守在那儿的东线军团。随行的只有一个小组，包括一名侍从、两名传令兵、他的医生、国防军副官，等等，确切名单我现在也记不全了。我自己的名字不在其中。
下午，元首指挥部就已经空了。营地一片死寂，这种感觉真陌生，就好像一部大机器猛然拉下电闸。第一次，我意识到［…］原来希特勒的个性，恰恰是这里所有人的原动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木偶那样，受他手中的细线牵引，现在，他突然放开线头，我们都蔫了。
今天我才知道，他后来能够重新扯动木偶线，简直就是个奇迹——因为载希特勒回航的飞机上，安置了炸弹，一旦出事，希特勒即死无全尸。
三天后的早上，我醒来，发现他们已经班师回朝了。希特勒根本不知道，这一趟飞行旅程，他本命悬一线。
狼堡的生活如常运作。不过没多久，我又受命打印另一份路线图，这一回，不但我，而且很多文职都同行。整个参谋部都迁往上萨尔茨堡的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准备到那儿轻松一下，住他自己的山庄别墅，并且会举办重要的国家级会议。
1943年3月底，我也加入了大迁移。我们在山庄里住了好几个星期。没花多少时间，一切便已安顿下来，这真让人赞叹。
我们秘书也要将个人工作用具一一打包，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旅途办公室，好为领袖旅途中颁布命令作好准备，我们要在火车上安置一切必要的设备。我们带了两台“西伦塔”打字机，一台打印政府文件，一台打印讲稿，字体比普通的高一厘米，这样，公开演讲的时候，希特勒能更方便地瞄清楚字句。这些特种用具都须置备，因为山庄里一台打字机都没有。一个大柜子，里面分了多个小格的抽屉和间隔，好放我们所需的不同种类的用纸和其他办公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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