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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7）
西汉末年（宣帝甘露三年解忧告老返回长安以后），乌孙内部发生纷争不和，但局限于其上层阶级，并未给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带来影响。汉乌人民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友好的。迟至王莽时，乌孙大小昆弥还遣使贡献，关系密切。
东汉时，乌孙依然遣子入侍于洛阳。班超上疏中曰：“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并赐乌孙“大小昆弥以下锦帛”［36］。乌孙与汉关系中断，是东汉末年政治衰败，政府无意西顾的结果。
乌孙在经济上的发展和成就，也为中西交通增加了新的内容。它的人口增殖很快。西迁时约十万口，经过几个发展阶段，百年间便达六十余万［37］。这说明它所采取的摆脱匈奴、归顺汉朝的基本政策，不仅在政治上顺应历史潮流，利于本民族的发展，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成功的。它发挥自己畜牧业的优势，又积极引进中原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38］，重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往来（如乌孙“西极马”的东来，大量丝锦缯帛的西去等），这些都加深了汉代社会与西方交往的程度。
（四）大宛
据《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在汉正西，在匈奴西南，大夏东北，乌孙西南约两千里，即今费尔干纳一带地方。大宛是中亚故国，非外来移民。这一点与月氏、乌孙等相比，有很大不同。西汉以前，它一直是独立国家。古波斯帝国、希腊亚历山大的扩张，以及塞种部族在阿姆河流域的称雄，似乎均未影响到它的存在。其民以农业定居为主，兼从事畜牧业，且皆有较大的发展，故人民生活较为富庶。该地种植蒲陶，酿之成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这种生产工艺，在汉民族及邻近各部族（甚至天山南北各城郭国家）不曾有过，而与西亚、欧洲的古代国家相类似。大宛广种苜蓿、胡麻等农业经济作物，又特产“天马”，不仅数量多而且品质优良，为中原蒙古草原产的马所不及。大宛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人口数十万，又拥有能弓矛骑射的军队，是中亚西北部的一大强国。
西汉经营西域时，大宛因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及经济优势，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中西交往的历史潮流之中。
由于大宛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形式（“田稻麦”），在经济上与中原比较相似，可供相互交流吸收的东西也多，因而引起中原王朝和人民对它的特别注意。大宛以蒲陶造出甘醇的果酒，可以使人们的生活增加美好的色彩和欢乐的情趣，这是中国史书中赞誉不绝的。汉使及商贾自大宛归时，还带回那里的许多农产品种，在中原繁殖。
大宛不仅农业发达，牧业也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准。经济价值很高的苜蓿，既是很好的绿肥，也是营养丰富的饲料［39］，因而大宛出产的马匹，品种极佳，号为“天马”，为中原所慕求，尤其受到刘彻的钟爱，派遣李广利率五万之师，捐亿万之资，经四年之时，终于击破大宛的军事抵抗，“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40］。可见大宛的牧马业对汉朝的吸引力之大。
汉为天马伐大宛，历来遭到史家议论，毁誉参半。有的将之归因于刘彻其人嗜好善马，或因一时冲动，耍耍威风［41］。有的则认为这表现出汉武帝有远见卓识，着意于抵消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增强汉朝在西域的地位［42］，扩大中西交通的范围。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都不能完全反映出当时这场大规模战争的真实背景。促成汉政府和武帝下如此决心、投入这样大的力量取得大宛马匹的主要原因，在于汉代社会生活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汉朝马匹不足，而自皇室、贵族，至交通、邮驿，对马的需求量却与日俱增。光依靠民间饲养繁殖，或从匈奴交易，仍然不够，必须扩大马的来源。汉朝与匈奴的战争，马是极重要的军备。《汉书·食货志》：“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入调旁近郡。”这似乎是汉朝天子好马的真正原因。此外，引进大宛“汗血马”牡牝三千余匹，在客观上也有改良马种的意义，这对古代中原畜牧业有促进作用。这样看来，李广利伐大宛，直接的导因出自汉代马政，也是社会经济事业发展所促成的。其第二步的结果，才是“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43］，进而联络西域，繁荣交往，沟通贸易。至于朝中诗歌唱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44］，显然带有赞美的意思，这是刘彻发兵之初所不曾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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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8）
大宛是商业发达的国家，境内辖七十余城。早在波斯阿赫明尼德（Achaemenid）王朝时期（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这里已有商路同西亚联系［45］。正因为这个历史传统，它成了东西物质文化交往的积极中介。自远古时代，许多中国的物产，如桃、杏等，就由中亚经波斯传到欧洲［46］，以后，更有中国的大黄、茶、姜、丝绸等大量西输［47］。而起到这种中继作用的中亚国家或民族，最重要的就是大宛，因为其他部族不是与东西双方的关系不如大宛密切（如塞种与中原无直接交往），就是属于外来移民（如大月氏、乌孙），没有像大宛那样悠久的与西方贸易的传统，或者在地理上也不如大宛正当中亚国际交通“十字路口”，而是偏处一方（如北方的康居、丁令）。
自古即善经商的大宛人，在汉代中西交通进入繁荣时期之后，变得更加活跃。尽管在一开始为汗血马与汉发生冲突，但在他们接受了汉朝远比他们强盛富庶这一事实，并且发现与汉朝保持臣属友好的关系对他们自身有极大好处时，立即转而与汉结盟，接受汉朝统治，并“遣其子入质于汉”［48］。大宛人遂发挥他们生产和经商的才能，一方面引进西方的玻璃制品、宝石、装饰品等，与汉交易，被汉朝商人视为“奇物”而求之；一方面大量换取中国丝绸、铁器、漆器及金、银等物，挟之西去。
大宛除了在东汉初年一度依附莎车外，一直与汉朝保持友好交涉和通商关系，直至西晋时仍向朝廷献汗血马。大宛对中西交通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
以上是匈奴、月氏、乌孙、大宛这几个重要民族或国家的社会状况与中西交通开拓的关系。这几大部族，主要位于汉朝的北部或沿西北线至阿姆河流域一带地方。它们对于汉代社会的开拓及与中亚以西地区的交往关系有比较直接的影响。但在天山南麓到昆仑山北麓这一地域中，还有许多的城郭国家，它们也是汉代中西交通建设的重要构成，特别是汉代通西域的南北两大干道，主要是在这些城郭之间贯穿起来的。以下按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分别讨论一些主要城郭民族的情况。
（五）塔里木盆地北缘诸城郭部族
这一线上的东端大“国”为车师，旧名姑师，王治交河城，辖境包括吐鲁番盆地以及博格达山北麓，扼汉代中西交通北道的咽喉。姑师东南近敦煌，东北邻匈奴，西北接乌孙，西南有焉耆、危须、尉犁，即匈奴僮仆都尉主要活动之地［49］。因此，姑师之地对于匈奴的政治、军事、经济来说，是极重要的。而匈奴对它的控制，也极大地妨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