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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8）
评论《水浒》，曾经出现过许多个“大家”。考虑到金圣叹和李卓吾、王望如三位老先生的评《水浒》有先驱者的作用（如今大学里讲文学评论，大都要讲一讲这几个人），但是他们终究是明清时代的士大夫，受本阶层的思想认识和客观环境的影响，评《水浒》的着眼点，多从文字优劣出发，不从是非善恶和国家、民族、社会的利益出发，因此作为“文学评论”，有许多地方的确“没有搔到痒处”。有许多见解，还是“腐儒之见”，起的仍然是对《水浒》的误读、误解、误导的作用。特别是金圣叹，他读过的书，应该“汗牛充栋”了，但是吹捧起《水浒传》和施耐庵来，几乎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说什么“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①，很有点儿“捧臭脚”的味道。这一方面固然是他们的认识水平所限制，一方面也可能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关：有话不敢直说。例如明万历三十八年（1555） 李卓吾为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写的序言，开宗明义第一段，就说：
① 见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这说明李卓吾是看出了施耐庵写作《水浒传》的动机的。那么金圣叹呢？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却说：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著情神，乃至其余诸纪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
《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二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
金圣叹的这一段话，分明是针对李卓吾的评论而来的。李卓吾是个直性子人，有话就直说；金圣叹却喜欢用“曲笔”。像他这样聪明的人，能不知道施耐庵写《水浒》时候的处境和心态？但是他偏偏要“正话反说”，“把明白话故意说得糊涂”。其实两个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先驱终究是先驱，关于金圣叹的评论，凡是我认为有可取之处的，就适当摘录；而李卓吾和王望如的评论，好在大都是“一句话简评”，字数不多，就全部照录了。
金圣叹前面有过注释，不多说了。李卓吾和王望如，下面简单介绍几句。
李贽（1527…1602），本姓林，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人。他生长在一个笃信###教的商人家庭，幼年丧母，随父亲林白斋读书学习，二十六岁（1552）中福建乡试举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被授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嘉靖三十九年升迁南京国子监博士。此后又多年为官，五十一岁（1577）任云南姚安府知府，居然在任上披剃当了和尚。李卓吾被认为是我国明代具有“反叛”意识的思想家，也可以说是个怪人。从五十四岁（1580）起，他就辞官不做，过着独居和四处讲学的生活，并专心著述。除著有《藏书》、《说书》、《焚书》等集外，还评点了《水浒传》。他评的《水浒传》，有两个版本：一是《忠义水浒传》（明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刻本，一百一十回）；一是《忠义水浒全传》（袁无涯刻本，一百二十回）。两个版本的评论内容并不同。本书中凡是用“李生”、“李和尚”、“李秃老”自称的，是前一版本；以“李贽评”起头的，则是后一本版。晚年的李贽漂泊不定，到处参禅讲学。后北上通州，万历三十年（1602），被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伙同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奏劾，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李贽在狱中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当年三月十五日，还没被最后定罪的李贽，终于用剃刀在狱中自杀。
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9）
王望如，字仕云，号桐庵老人，明末清初出版家、评论家、著作家，大约和金圣叹同一时代而略晚，生平不详。著有用四言韵语写成的启蒙课本《鉴略》，是清代学塾广泛使用的初级历史读物（鲁迅先生上私塾，就读过《鉴略》；我上私塾，同窗学友中没一人读《鉴略》，大都读的是《幼学琼林》），内容上起盘古，下迄明朝弘光。他对《水浒》的评论，略晚于金圣叹，写在请顺治十四年（1657） 醉耕堂刻的七十回本《出像评点水浒传》的每回回末。醉耕堂就是他所经营的“出版社”，所谓“出像”，就是在正文前面加人物图像，一般称为“绣像”；王望如可能觉得“绣像”二字不太贴切，改称“出像”。这个版本，有人物像从宋江至徐宁共四十幅，题“陈章侯画”。赞像都有“赞”。例如赞武松：“申大义，斩嫂头，啾啾鬼哭鸳鸯楼。”赞扈三娘：“桃花马上石榴裙，锦繖英雄娘子军。”
李卓吾和王望如的评论，水平明显不如金圣叹。金圣叹至少已经看出宋江的假忠假义，而李卓吾和王望如还常常称赞宋江的忠义是“真心”的。本书引用他们的评论，也有用来和我的观点、和金圣叹的观点对比的意思。
最后说一下本书的插图。
从明清时代起始，中国的小说就很讲究插图。小说中有了插图，的确给作品增光添彩不小。国外的小说，也很讲究插图。我见到过一部原版的《死魂灵》，插图十分精致，而且有上百幅之多。中国当代小说，插图越来越少，据说是由于插图的稿酬太低，画家不愿意画。明代的书版印刷，主要是木板。那时候画一幅图可能不太困难，而要雕一幅图，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特别是那细如头发丝的工笔画，可真难为了刻工。一幅木刻插图的制作，是需要许多天才能完成的。一直到了清末，引进了石印技术，小说插图方才从木刻中解放出来。想想现在制图如此容易，小说插图却越来越少，真叫人不胜感慨。
明代出版的《水浒传》，几乎都有相当精美的木刻绣像和插图。例如明万历年间刻的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明万历年间新安黄诚之刻本《忠义水浒传》、明万历年间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明崇祯年间刻本《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明末杨定见刻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清康熙年间芥子园刻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等等。至于清末的石印本，由于制作容易，插图就更多见了。
这一次，我们从图书馆借到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容与堂版，一个是杨定见版。容与堂版是巾箱本，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袖珍本”，每回有两幅插图，画面以人物为主，不太注意背景构图，但是开本太小，相当于今天的64开，放大以后，图像有些模糊。杨定见版画面大，特点是除了人物之外，特别注意背景的构图，缺点是人物面部缺乏表情。此外，这个版本不是每回一幅或两幅插图，而是随意性很强，有的回目一回书两三幅，而有的回目却一幅也没有。权衡的结果，为求画面清晰，我们还是采用了杨定见版。这一版插图的作者是谁不知道，刻工的姓名倒是留在画面上，是刘君裕。生平不详。
还要特别声明的是：我所持的观点，我所引用的资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有许多观点和资料，都是前人搜集、研究的成果。限于篇幅，就不一一指明出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