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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它真实、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以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老百姓之所以要起来造反，根本原因就在于日子过不下去，是“官逼民反”。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使这群人不再仅仅是打家劫舍的“强盗”，而成为“造反有理”的“叛民”。——尽管他行的是“强盗”的“道”，说的是“强盗逻辑”。
其实，整部《水浒传》中真正被“逼”上梁山的人并不多；真正讲义气的人也不是很多（鲁达可以算一个）。像林冲那样的“安善良民”，上山当强盗的确是出于无奈，既然无缘无故被剥夺了活路，最后只有被“逼”着上了梁山。但是，晁盖、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之类，却没人逼过他。尤其是晃盖，家中颇为富足，却仍然一听说有“不义之财”，就坐不住了，就要去“劫富济己”了。“官逼民反”，作为一种社会规律是绝对不错的，但是具体到个人身上，却不是这样：真正的“顺民”往往是逼也不反，而所谓的“好汉”们，却往往是不逼也要反。
这些不逼也反的，是“民”中被称作“好汉”的一部分人。他们自称或被称为“好汉”，其实就是盗贼，更是官员的候补（当时的民谚：“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先当土匪后受招安，也是当时武官们的“仕途出路”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军阀时期，土匪出身的武官数量仍然很多）。这些人不习惯老老实实、辛辛苦苦地过日子，不愿意以自己的劳动谋生，但是却特别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快活”生活。因为“聪明人”都知道，以自己的双手劳动谋生是最笨的办法，远不如依靠收税、收租或者抢劫来得容易。既然他们手中没有收租收税的权力，惟一的出路就只有抢劫。这是 “好汉们” 与顺民不同的活法。——这些“好汉们”一旦取得了政权，他们能对老百姓好吗？
听说有人押了大批财宝路过某地，“好汉”们就奔走相告：“来了一笔富贵。”就必须劫为己有。所谓“七星聚义”，聚的是什么“义”？只因为所抢的钱财是贪官的，是不义之财；如果抢来救济贫困，当然可以称之为“义举”；但是抢来之后据为己有，还被称作“义”，这就非常勉强了；就是强盗逻辑了。施耐庵一定要这样说这样写，说明他的“立场”，是牢牢地站在“盗匪”这一边的。即便在今天，如果有人抢了某个贪污腐败分子的钱财据为己有，案发以后，依旧要作为盗匪判刑而不是作为“英雄豪杰”歌颂的。
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3）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中国人的历史实际上只有两个时代，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好官能够让人做稳奴隶，贪官污吏使人做不稳奴隶。《水浒》中的好汉，可是连奴隶也不让人做稳的。试想：如果宋江真的“打上东京，夺了鸟位”，能比赵佶好么？李逵做了太尉，流氓无产者专权，能比高俅好到哪里去吗？
小说固然说的是宋朝的故事，但是任何一个小说作家在写书的时候，都会把现实生活中的素材揉和进去，读者和听众也会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就是《水浒传》的积极因素所在，也是封建统治者要把它列为禁书的主要原因。
由于受历史认识水平的限制，《水浒传》中所宣扬的“忠义”和“替天行道”，都是有其局限性的。“忠”，首先是对皇家的忠。当时人的观念，皇家就是国家，“尽忠报国”就是忠于皇上。因此宋江等人在受招安之前，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这个“天”，实际上就是代表“天道”的皇上。因为皇帝都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是“天命所归”，他所奉行的就是“天”的意志。只是如今皇帝宠信奸佞，是奸臣蒙蔽了皇上，是这些贪官污吏们不行“天道”，于是我们这些做强盗的就来“替天行道”。——其实，这是一种给自己脸上擦粉的“强盗逻辑”。一百单八将聚义以后，宋江建议请和尚道士设坛超度被他们害死的平民百姓，就是这种“强盗念经——假慈悲”的集中体现。而受招安之后，不单要去“征辽”，打击异族入侵者，还要去“征方腊”，打击不忠于皇帝、要取代皇帝的造反者。于是宋江等人的旗帜就从“替天行道”改为“顺天”和“保国”了。尽管宋江等人自称具有耿耿忠心，招安之后奋不顾身地为皇家拒外敌、平内乱，但是终究逃脱不了被打击、被毁灭的最终下场，——也是客观规律所“注定”的覆灭下场。因此可以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宋江等人的真实思想和当时社会的客观存在。批评宋江不该征方腊，就好像批评岳飞不该镇压杨幺起义、曾国藩不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吴德不该镇压四五天安门悼念活动一样，不是真正的无知，不懂得“历史首先是在历史条件下的历史”，就是有意装傻充愣，用阶级偏见来解读当年的历史。——看历史，只能“纯客观”，不能带有任何“阶级感情”，不然，就会掉进“阶级偏见”的泥淖（nào闹）中无法解脱。——有人认为只有“阶级的历史”，而没有“纯客观的历史”，只承认“无产阶级”一家，其结果，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中学生没有俄国史可读，不得不从法兰西“进口”纯客观的历史，或曰“资产阶级的历史”。像这样的“历史事件”，我们应该引以为教训！
至于《水浒传》中再三宣扬的“义”，则主要是指江湖好汉的“义气”，其中与国家的标准即“国法”、和人民的标准即“天理人情”无关。所以朱仝放了抢劫犯晁盖，不说他“渎职”，却说他是“义释”；武松替黑社会头目施恩打击另一个黑社会头目蒋门神，不说是“黑吃黑”，却说是“义夺”，——这，不是施耐庵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做“义”，就是他在故意偷换大前提，有意进行误导。
封建社会的下层人民，为了维护自身免受暴力的欺压，产生了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江湖义气”。特别是在流落他乡的游民身上，这种“义”的要求和表现特别强烈。先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始，继而发展到“救困扶危，杀富济贫”。这种“义气”，在尔虞我诈的官绅阶层中是绝不存在的；在封建士大夫中也不可能存在。但是宋江所宣扬的“义”，第一只限于以小恩小惠结交江湖好汉，第二又必须服从“忠”这个前提。于是相对说来具有一定革命性和先进性的“义”，就不免黯然失色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宣扬的是“团结”、“友爱”和“互助”，是以“群众利益”为前提，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大同世界”的雏形。《水浒传》所宣扬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意识”，是以自我为中心，眼睛里根本看不见“群众”。最多也只看见梁山上那几个“好汉”的小集团。不然，宋江就不会为了逼降一个“草包将军”秦明，居然忍心杀害青州城外上千无辜的平民百姓了。——难道这些百姓，不在“四海之内”，不属于“兄弟”范畴吗？
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4）
有人根据梁山好汉们“大秤分金银、论套穿衣裳”，具有“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认为梁山上实行的是平等主义甚至是“社会主义”①。其实不然。梁山好汉们带着小喽啰下山打劫，所得财物，分为三份儿：一份儿归公，一份儿归头领们，剩下的一份儿，才是给小头目和众喽啰的，其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平等”和“共产”。吴沃尧在《杂说》一文②中说：
① 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版的《小说林》第一卷黄人的文章《小说小语》：“《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谓至矣。自有历史以来，未有以百馀人组织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独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也。”
② 见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版的《月月小说》第一卷。
轻议古人固非是，动辄索引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亦非是也。吾于今人之论小说，每一见之。如《水浒传》，志盗之书也。而今人每每称其提倡平等主义。吾恐施耐庵当日断断不能作此理想。不过彼叙此一百八人聚义梁山泊，恰似一平等社会之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