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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汗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英明汗努尔哈赤是金国的最高统治者，握有金国军政大权。这一点，反映在许多方面。第一，努尔哈赤是金国各类人员之父，金人皆系其“子”。汗谕把金国人员分成四类：汗、贝勒与大臣、伊尔根、阿哈。汗、贝勒、大臣及一部分占有较多阿哈的伊尔根，是掌握权力的人，大多数穷苦的伊尔根、诸申及包衣阿哈，则受其奴役。在统治者内部，又分成若干阶层和集团。贝勒、大臣是伊尔根、诸申之父。额真（主）的成员比较复杂，凡是占有包衣阿哈之人，不管是贝勒、八旗官将，还是富裕的伊尔根、诸申，都是他们的阿哈之主，也就是阿哈之父。所有这些人——贝勒、大臣、额真，都是英明汗之子（占有包衣的伊尔根，还是贝勒、大臣之子），都必须尊努尔哈赤为父。这里所讲的父与子，不是讲血统关系家族关系，而是指尊卑上下隶属关系。父，就是其子之主和统治者。子，就是其父的被统治者，他们必须对其父努尔哈赤“敬思弗忘”，毕恭毕敬，俯首听命，不得冒犯父的尊严，不许犯上谋乱心怀不轨。金国之人，皆系汗之子，皆须听从汗安排。
第二，诸贝勒和八旗官将，皆由汗封授、奖惩和罢革。固山贝勒、旗主贝勒，固然是该旗之主，该旗所有人员，不管是固山额真、总兵官、梅勒额真、副将等高级官将，还是参将、游击和备御，以及一切诸申和伊尔根，都须服从他的管辖，权势极大。总兵官和副将，以及参将、游击、备御，分管所辖兵民，佐治国政，率兵出征，也是有权有势的高级人员。但是，贝勒权再大，总兵官职再高，也须尊汗为父，听汗支配。贝勒之尊、官职之显，皆系汗父封授，如若对汗忠贞孝顺，勤勉治政，便能蒙受汗恩，久在其位，久任其职。如若对汗不忠，贪婪昏庸，心怀“贼盗奸诈”之念，扰乱国政，则将为汗所谴，革其位，罢其官，诛其身，籍没其家，“遇逢忧患矣”。前面曾经讲过，贵为国母的大福金富察氏的被休，皇长子阿尔哈图图们贝勒褚英的执政及其被革和处死，大贝勒代善之立为太子及其被废，以及后面将要叙述的四贝勒皇太极的被训斥，督堂乌尔古岱的贬职，督堂、总兵官阿敦的失宠和被监禁，巴克什额尔德尼的冤死，都清楚地表明了顺汗者昌，逆汗者亡，努尔哈赤确系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最高君汗。
第一节汗、贝勒权势的膨胀（2）
第三，金国大政方针，为汗亲定。努尔哈赤虽然分封子侄为和硕贝勒，委任亲信臣僚为五大臣、八固山额真和总兵官、督堂、副将，军国大政，一般都由汗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讨论各种方案，最后由他钦定。一般情况下，努尔哈赤是采纳群臣意见的，但他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拒绝众议，独自作出相反的决定。比如，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攻下辽阳以后，对于是否定居辽沈，汗与八旗贝勒、大臣有着不同看法，诸贝勒、大臣想返回故地，努尔哈赤独主迁都辽阳。《武皇帝实录》卷三载：
帝聚诸王臣议曰：辽阳乃天赐我者，可迁居于此耶？抑仍还本国耶？诸王臣俱以还国对。帝曰：若我兵还，辽阳必复固守，凡城堡之民逃散于山谷者，俱遗之矣，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且此处乃大明、朝鲜、蒙古三国之中要地也，可居天与之地。诸王臣对曰：此言诚然。议定，遂遣人迎后妃皇子。
据《满文老档》所载，诸贝勒、大臣不仅想早返旧地，而且还采取了具体行动，因扬古利额驸之子去世，诸贝勒欲将尸骨送还萨尔浒。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着重阐述了迁都辽阳的意义，遂定议迁都，努尔哈赤说：
何用送至萨尔浒？彼处之尸骸，尚须运来耶！如此天赐之地，尔等诸贝勒、大臣，尚以辽东城为不可居住，踌躇不决。昔我国之包衣阿哈逃亡者，皆因无盐得食耳。今得盐可食矣。由辽河至此，各路皆已归降，吾等何故弃此他往耶！吾初在困苦之时，如涸泽之鱼，求水不得，被置于石头之上。如此困苦，蒙天眷爱，而得大政。昔金国阿骨打汗，兴兵征伐宋与蒙古，然犹未尽服，至其弟乌克玛依汗，始尽降服。蒙古青吉斯汗征讨未尽之国，其子窝阔台汗方悉降顺。为父之我，为尔众子集兵平定大业，尔等诸子，何为不能居此耶？乃定议居住辽东城。
迁都辽阳，自建州老营进驻辽沈，这是一件关系金国发展的大事，如果打下沈阳、辽阳以后，徒事掳掠，纵然带回大批人畜财帛，可在老家享用一时，但能用多久？大军一撤，辽沈汉民重返故里，明兵归回旧城，各省援兵相继赶来，那时金兵再来进攻，困难就大了，良机一失，后悔不及，对金国的发展，将带来“东京城内治门门额”拓片
（边款为“大金天命壬戌”，天启二年）
严重的障碍。努尔哈赤当机立断，力排众议，坚主迁都，这既反映了他确系胸怀雄才大略的有为之君，又表明了金国由他主宰，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权是掌握在努尔哈赤手中的。
修筑东京城，也反映了汗权之大。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尔哈赤因辽阳城大而旧，难以防守，欲筑新城，诸贝勒、大臣谏阻，努尔哈赤拒绝众议，力主新建，群臣不得不服从。《武皇帝实录》卷四载述此事经过说：
帝聚诸王臣议曰：皇天见祐，将辽东地方付与我等，然辽阳城大，且多年倾圮，东南有朝鲜，西北有蒙古，二国俱未服，若释此而征大明，难免内顾之忧，必另筑城郭，派兵坚守，庶得坦然前驱，而无后虑矣。诸王臣谏曰：若舍已得之城郭，弃所居之房屋，而更为建立，毋乃劳民乎？帝曰：既征大明，岂容中止，汝等惜一时之劳，我惟远大是图，若以一时之劳为劳，前途大事何由而成！可令降民筑城，至于房屋，各建之可也。诸王臣俱服其言，遂于城东五里代子河边筑城迁居之，名其城曰东京。
过了三年，旧境重现，努尔哈赤又提出迁都沈阳，八旗贝勒、大臣又行谏阻，努尔哈赤一如既往，又力主其议，群臣只好再次服从汗旨。对于这件关系重大之事，《武皇帝实录》卷四叙述说：
（天命十年三月）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乃于初三日出东京，宿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
大政殿（努尔哈赤定都沈阳时所建）
定都沈阳，是正确的，对金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从这两次迁都和新筑东京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努尔哈赤实系金国之主，握有军国大政的决策权，是说一不二言出令行的专制君汗。
在军事上，努尔哈赤是最高统帅，八旗劲旅归他指挥，将领的升降奖惩和委任，皆由他最后决定。对外用兵，从军事方针到战略战术，以及军队的进退等等，都由汗钦定，重大征伐，往往是努尔哈赤亲自统率。从击败九部联军的古勒山之战，中经攻抚顺，败明军于萨尔浒，取沈阳、辽阳，下广宁，三十多年的重大战役，皆系英明汗发号施令，率领诸贝勒挥军鏖战。军权牢固地掌握在努尔哈赤手中。
在财经上，金国辖区土地，皆属汗、贝勒所有，满汉人民交纳的赋税和贡物，尽归汗、贝勒支配。他们大量掠夺人丁，逼令充当阿哈，增建新的拖克索。天命六年九月，汗、贝勒下令，自牛庄、海州以东，鞍山以西，“一贝勒各置三拖克索”。天命八年（1623）六月，镇压复州人民反抗后，将杀后遗下的叛民编为阿哈五百户，每十口给一牛、一驴，遣往设有汗、贝勒拖克索的纳丹费勒，耕田种地。九年（1624）正月，强迫盖州、析木城一带的汉民三千二百丁，迁往盖州城居住。充当汗的“种棉之人”、“育养水果之人”。十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