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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资源丰富，手工业也很发达。各卫皆有盐场、铁场，辖煎盐军、“炒铁军”数千名，年征额盐三百七十七万四百七十三斤，岁收额铁三十九万五千零七十斤。还有大批兵民私自开办的民营矿场。明辽东经略熊廷弼上奏抗金计策时，力主招募矿徒，建议对能聚一千的头目委署都司，能招五百人的委署备御、守备，这样，“将一呼而应，一二万兵可立致也”。一下子就能从矿徒中招兵数万，可见矿徒之多和民营矿业的发达。
《辽东志》总述明初到明中叶辽东社会生产发展情形说：“辽物产之丰，繇来尚矣。国初疮痍新愈，民习勤苦。百余年来，兵戢不试，事简俗质，是故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其得易，其值廉，民便利之”。“故往时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每岁终，辇致京师，物价为之减半”。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兴旺起来，城市经济十分繁荣。以中小城市抚顺而言，它专与建州女真贸易，商业发达，商贾较多。努尔哈赤进攻抚顺时，定下计策，先令人传言，“明日有三千达子（女真）来做大市”，诱哄商民出城贸易。取城以后，“有山东、山西、涿州、杭州、易州、河东、河西等处商贾”，以“七大恨”之书付给，令彼带回，可见抚顺商业的发达。比抚顺更富的城市，还有很多。像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素为“膏腴之地”。开原，为古之黄龙府，元之上都，“城大而民众，物力颇饶”，“金钱财货，……何止数百万”。沈阳、辽阳两大重镇，兵民数百万，商贾云集，十分繁华。明经略熊廷弼说： 如努尔哈赤“全有辽镇，所获金钱财货，何止数千万”。明宁前道王化贞报告金兵取辽阳后，七天内，大杀兵民，“辽之商贾，死者四五万人”，礼科给事中周士朴亦上奏说：“奴杀西兵二万，复杀商贾五六万。”财富之多，商贾之多，充分表明了辽东诸城的富庶和农、工、商业的发达。
辽东地区，久已实行封建制。屯军领种官地，交纳屯粮，充当夫役，遭受国家和军官的盘剥。地主阶级猛烈兼并土地，田连阡陌，役使佃农耕种。民人或系佃农，承种官将豪绅田土，交纳私租，或系自耕农、半自耕农，上交国赋，从事力役，皆摆不脱繁重的封建租、赋、徭役的压迫。
赋重差烦，官将贪酷，豪强欺凌，实难容忍，辽东军民奋起反抗。从正德年间以来，辽东军士、余丁举行的“兵变”，就十分频繁，先后发生过反对刘谨党羽户部侍郎韩福丈田苛刻、辽东巡抚吕经贪酷虐民的兵变，“殴逐委官”，执缚巡抚，押解游街，批打其颊，“窘辱备至”。这些大规模的“兵变”，狠煞了地主、官将的威风。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神宗遣尚膳监监丞高淮，往辽东开矿征税。高淮极端贪残，无恶不作。他盘剥军卒，“扣除军士月粮”，将羸马散给士卒，勒收“好马之价十倍”。 他“借税杀人，黩货无厌”，带领数百家丁，从前屯卫，到辽阳、镇江、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等地，“大小城堡无不迂回遍历，但有百金上下之家，尽行搜括，得银不下数十万，闾阎一空”。《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六，朱赓： 《论辽东税监高淮揭》。辽东巡按肖淳指出： 高淮到辽以后，“生命戕于鞭敲，脂膏竭于咀吮，十室九空”，“辽民极困”，辽东军民编了一首歌谣，痛斥高淮的残忍说：“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
辽东军民愤恨异常，猛烈反抗。高淮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入辽，六月就激起开原民变，“比至开原，严利激变”。九月，又爆发了金州、复州地方民夫沙景元领导的抗拒开矿的民变。第二年六月，其委官廖国泰，又“激变土民”。三十六年四月，又爆发了前屯卫兵变，前屯卫“各营男妇数千人”，愤怒打死高淮党羽汪政，“歃血摆塘，誓杀高淮而后已”。五月，大学士朱赓叙述辽东时局说：“夫激变之事，不数月间，一见于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愈猖愈近。”《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四十六。第二月，山海关内外军民“聚众数千攻围，高淮窘急”，狼狈逃窜，进入关内。明帝不得不下诏，指责高淮“骚扰地方”，“扣克军士粮饷”，命即回京。逞凶十年的高淮，终于在辽东军民强大斗争的压力下，滚出了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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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辽东军民的抗金斗争（2）
二、 反金斗争蓬勃开展
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掠民为奴，加深了辽民的苦难。辽东军民一向勇于斗争，对后金军当然是更加痛恨，因此尽管后金国汗、贝勒实行抗拒者杀、家口为奴的高压政策，滥施屠掠，血腥镇压，辽东军民仍然挺身而起，英勇反抗。
就在辽阳失陷后金兵据城的恶劣处境下，城民也未俯首帖耳甘做顺民，而是针对后金贪婪好掠的传统恶习，“放火焚家，锅、瓮、窗纸，尽皆毁坏”，以示抗议。
辽东军民和满族阿哈采取的斗争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逃亡、起义为主。金军入辽初期，虽然各城明朝官将多已降顺，但广大辽民却高举义旗，英勇反抗。金国汗遣降将陈尧道为宽奠参将，同守备郭彦光、吕端招降四卫，行至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人，“不受伪命”，刺杀陈尧道三贼，“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马虎山民任九，钖头山民金国用，马头山崔天、泰卓山、王恩绍等，“及东山矿徒”，“不肯降奴，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盖州生员李遇春及其弟李光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奴使六人降之，遇春杀五人，其一人逸”。《明熹宗实录》卷十一。清朝官修的《明史》卷二百五十九也载称：“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
此后，镇江兵民起义，擒捉驻城游击佟养真父子，金兵往剿，“屯民结聚铁山拒之，奴仰攻，被伤三四千人”。广宁附近山区居民三万余人坚守山寨，拒不降金，复州民集议反金，约请明兵来援。各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开展。
逃亡，是辽东汉满人民采取的又一主要斗争方式，被掠为俘沦为阿哈的汉人，痛恨金兵的屠杀掳掠，纷纷大批逃走。他们有的逃入朝鲜，待机返明。天命六年五月，“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七月，镇江民又有三万余人渡江，逃入朝鲜。努尔哈赤为此于七月致书威胁朝鲜国王说，“据闻我所获得之辽东之民，多有逃往尔国者”《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务须送还，否则将结仇怨，于朝不利。
逃往沿海岛屿及渡海入山东的，也很多。天命六年五月，仅山东登州、莱州，就接渡辽左金、复、海、盖四卫官民男妇三万四千余名。毛文龙据皮岛，辽“民多逃岛中”，众达十余万。其他长鹿、石门等岛，也有大量逃民。
进入关内的兵民更多，天命七年（1622），已多达两百八十余万人。此后，逃者仍然络绎不绝。比如，以天命八年为例，这一年里，沙安峪等四村民众三千人，向明境逃去，清河、岫岩和河，都发生了大批逃亡的事件，复州城民一万八千余丁，欲尽数逃入明境。
辽东军民还采取了投放毒药等方式进行斗争。不少汉民投放毒药于井水，以药饲养牲畜，放毒于食品中，以图毒死汗、贝勒和八旗官兵。后金刚打下辽阳不久，五月二十六日，便“发觉明人于汗都之各井，投放毒药”。二十八日，努尔哈赤到海州巡察，坐下吃饭，又发现八名汉人向井中投毒。努尔哈赤不得不多次下达汗谕，告诫八旗官兵谨慎小心，明确指出，有人投毒于水，在盐中放药，以药养猪出售，谕令官兵不要在买猪当日宰杀，须过几天药毒散尽以后，才能宰食。用水用盐，都要格外小心，仔细检视，对于买来的葱、瓜、茄子，以及鸡、鸭、鹅等，也要谨慎察看，防止中毒。他还下达严谕，命令店铺主人，必须将店主姓名刻于石木上，立在店前，违令不办者，治以重罪。又禁革沿街流动售卖的小摊贩，因为这些人常用毒药谋害八旗官兵。堂堂一国之主，竟要下达这样的谕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可见汉民以投毒来进行斗争的行为，是十分频繁的，已经对后金统治者造成相当严重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