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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揭发后，神宗震怒，欲令处死，后免死罢任。这样一个贪生怕死丧师辱国讳败冒功的劣材，竟被文武百官捧为克敌制胜安邦定国的大帅，从一个闲官，提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荣任辽东经略，怎能不贻误军机。
领兵冲杀的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将官，多系“婪秽之辈”，爱财如命，畏敌如虎，尤其是对新兴建州的八旗劲旅，更是久闻威名，谈虎色变。早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努尔哈赤还只是辖领建州女真的一部之长时，号称骁勇善战的明朝副总兵李如梅，就对建州兵的精锐感到恐惧，他郑重其事地警告朝鲜国王说：“此贼精兵七千，而带甲者三千，此贼七千，足当倭奴十万。……虽以十人来犯境土，即报辽东而求救。西北虽有达子，皆不如此贼，须勿忽。”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2476页。以区区十人之数，就敢进犯边境，致使拥兵上千的各城游击、参将，仓皇上告总镇，乞求援兵，可见建州兵之精壮，锐不可当，也充分反映出辽东边将的胆怯畏敌思想。随着建州的迅速扩展，明将对八旗军更是异常畏惧。比如，历任宜府、延绥、大同总兵官的麻承恩，是将门之后，早年“更历诸镇，以勇力闻”，万历四十年（1612）辽事紧急，以原官入辽，听辽东巡抚、镇守总兵官调遣。这位专任“援辽”的总兵官，当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抚顺失陷，辽东总兵官张承胤率兵往援时，竟率本部藉口“调防清河”而匆匆逃走，致使张承胤兵败被杀，全军覆没。七月，八旗军攻清河，麻承恩又以开原檄调为名，领军离阵，“致清河将吏一时陷没”。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江西道御史薛贞上奏说：“近者杨镐疏中言，调到援兵，皆伏地哀号，不愿出关。又传塘报帖言，钻刺将领，见奴氛孔亟，都哭而求调。臣闻之不胜愤懑。”《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一。堂堂七尺之躯，以上阵厮杀斩人首级为专任的援辽将官、士卒，竟然伏地痛哭，乞求改调，不敢出关迎战，如此的畏敌如虎、贪生怯战，实为罕见，难怪御史“闻之不胜愤懑”了。
赋重役烦，国穷民贫，君昏相庸，帅劣将怯，士气不振，人心思乱，这样腐败的明朝政府，怎能与新兴后金相争，这样松弛胆小的弱军，怎能打败兵精马壮的八旗劲旅，萨尔浒之战，只能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终。
二、 新兴后金大败明军
萨尔浒，位于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天命四年（1619，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二日，八旗军大败明西路杜松军于此，随即击破明北路、东路军，史称“萨尔浒之战”。
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会集四路官将，告天誓师，欲于二十一日分路出击，因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改于二十五日兴师，定于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十万大军，战马成群，火器数万，声势浩大，怎能掩人耳目，因而“遐迩共闻”，“师期豫泄”。一向重视侦察敌情善于用间的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动态早就了如指掌，全国皆知大战将临。与二十六年前九部联军三万来攻相比，那时，众寡悬殊，建州兵将“皆失色”，十分惊恐，军心不稳；现在，虽然面对号称四十七万的天朝“圣兵”，敌众我少，八旗劲旅却镇静自若，从容应战。出现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有二，一为保家保族，必战必胜。兵法所云： 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满族正面临灭种族之灾，不打退明军的进攻，努尔哈赤家族固然要斩杀无遗，八旗官将士兵也在劫难逃，整个满族就要被彻底消灭，至少是大部诛戮，残存少数“顺民”，也必然要再遭明帝奴役，重新陷入明朝政府压迫女真的苦难深渊。这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是反对明朝民族压迫，保护本族生存，争取继续前进的决定性一战，反压迫、求生存、图发展的战争正义性质，激励了广大满族人民拼死抗敌的强烈斗志，坚定了他们必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对大军压境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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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萨尔浒之战（4）
另一根本因素是，后金正处在兴旺发达迅速前进的勃兴阶段。三十六年以前，女真部落林立，贫穷落后，饥馑频仍，惨遭明臣欺凌鱼肉，社会停滞不前，人丁稀少，度日艰难。
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经过三十六年的南北征战，由一个微弱小部，发展为辖地数千里，人口上百万的强大的后金国，分散的几百个女真部落合而为一，又吸收汉、蒙人员，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举国上下，练兵习武，竞图进取，一派兴旺发达景象。八旗劲旅，取抚顺，下清河，阵斩辽东镇守总兵官张承胤，所向无敌，因而对与明交锋，满怀信心，沉着应战。
战争的正义性质，新兴国家、新兴民族的强大活力，八旗士卒誓灭强敌的坚定斗志，为击败明兵奠定了基础。而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又为重创敌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努尔哈赤身经百战，熟谙兵法，善于发挥所长，克敌所短，以少胜多。明军虽然四路进发，但又不完全是分散兵力，而是约定于二道关前会师，再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如果建州分军迎战，很难取胜，那时明兵会合，全师进击，赫图阿拉就危险了。努尔哈赤果断决定：“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撤回各屯寨士卒，只留少数兵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主要迎战明西路杜松军。
明军枪炮众多，利远攻，不便于近战，后金兵使用弓矢刀剑，长于骑射，利突袭决胜，不利于缓慢厮杀。明兵远来，人生路疏，粮饷难继，建州则生长于斯，险易尽晓，行动便捷。努尔哈赤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所长，尽量利用敌军之短，他不打列阵通报姓名、摇旗呐喊的正规之战，而是设下埋伏，诱敌入圈，突然奇袭。正当杨镐大张声势调兵遣将，行将出征时，努尔哈赤早已胸有成竹，“调度安排，机构周密”了。
明军四路，以西路最为精锐。西路军主将杜松，乃将门之家，其兄杜桐，由末弁，以军功，升至大帅，历任延绥、宁夏、保定总兵官，授右都督，史称其屡败蒙古，“积首功一千八百，时服其勇”。杜松，“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久历戎阵，遍体鳞伤，“刀箭瘢如疹豆几十朝时，间有红处，乃良肉”，屡立军功，升至总兵官，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威名远扬，建州亦知其勇，“酋素畏杜，称曰太师”。更为难得的是，杜松还是一位廉洁大将，秉性清高，不巴结上司，不笼络权贵，他在奉命援辽师出潞河时，明告送者说：“杜松不识字武夫，惟不学读书人贪财怕死耳。”《明史》卷二百三十九，《杜松传》。但是，此人性急“尚气”，刚愎自用，图功心切。按照经略和各路将官的决定，三月初二日会师二道关，西路军应于三月初一出抚顺关，而杜松“欲贪首功”，又藐视建州，骄傲轻敌，提前于二月二十九日出边，日驰百余里，第二日，三月初一，即抵浑河。天色近晚，水深流急，人马渡河，溺死数十骑，诸将恳请留宿，监军张铨谏止，总兵官赵梦麟劝阻，杜松不从，挥军急渡，“水深没肩”，士卒“没于河者几千人”，车营枪炮辎重皆遗岸后。全军拥挤过河，飞奔前往，进入伏中，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劲旅，以两倍于敌的兵力，勇猛冲杀，在萨尔浒迅速消灭了西路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随即转攻明北路军。马林率兵于三月初一夜，进驻尚间崖，离萨尔浒三十余里，闻听杜松兵败，士卒大哗。第二日，两军交战，明兵施放枪炮，八旗军奋勇奔袭，很快就击败敌军，马林领兵万余提前逃走。后金军又回过头来迎敌刘铤部队。
刘铤，为勇将虎子，其父刘显，少年家贫落魄，曾自杀未死，投笔从戎，屡立军功，由一名小卒，升至都督同知、总兵官，历镇广东、狼山、浙江、贵州、四川。刘铤，初因父功，荫为指挥使，“勇敢有父风”，所使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风”，列骏马五十余，跳跃其间，“来往轻于舞蝶”，因功先后升任守备、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久镇四川，后因“军政拾遗罢”，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原官起用。刘铤一向依靠川贵土司士卒和川兵，累立军功，因而一再申请，征调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