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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陕北之前，朱理治、郭洪涛就将张××抓了起来，与刘志丹之间的关系搞得相当紧张。我们到陕北以后，朱、郭以为有了力量，才敢扣刘志丹。江修（西安市委书记）从西安来了，说刘志丹如何不好，聂洪钧才决定扣刘志丹，写信给朱理冶、郭洪涛，朱理治提出要捉刘志丹。朱随后写信给聂洪钧，不是扣刘志丹的内容，而是通知他回后方。送信人在半路上见到刘志丹，刘说他就是聂代表（聂洪钧），把信拆开看了。聂洪钧这才把刘志丹扣留起来。
（卢振国整理）
00、郭述申谈红二十七军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
红二十五军战史在第二稿基础上再作修改，将公开出版。战史办公室的同志为了使这部战史能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历程，成为一部信史，他们又查阅了大量史料，其中对红二十七车部分也作了进一步查阅核实，并从有关资料中提出了关于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安置随军群众和过长江的计划等问题，请我谈一下。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很重要。作为当时红二十七军的政治委员，我有责任对这几个问题加以说明。关于红二十七军的情况，我过去曾谈过几次。红二十五军战史第二稿也有记述，《军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刊登了我写的《回忆战斗在皖西北的红二十七军》一文，这些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红二十七军从成立到撤销的经过，因此，我在这里就不细谈了。我只就办公室同志提出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回忆和查阅的有关资料谈一谈。
首先我想谈一下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问题。对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如何看，在有关资料中反映出一些同志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甚至认为红二十七军可以向外线转战，但道委机关不应到外线去。我不知道这些同志的看法依据是什么，我只想谈谈当时的实际情况。红二十七军的成立是由刚刚成立的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决定的，从内线转向外线的行动方针也是经工委讨论决定的。之所以决定向外线转战，我记得有三点考虑：一是为箱制敌人兵力，配合主力红军向西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东北到皖西北来时，敌人重兵也尾随压了过来，方面军转而又向西去，敌人必然派重兵“追剿”。因 此我们决定打出红二十七军旗帜，向东转向外线，吸引部分敌人，以减轻对主力红军的压力。当时对转战方向我们也作了具体分析，敌人从北面压来，方面军西去，向南活动范围狭小，只有向东。实践证明，红二十七军向东线转战的行动是对的，起到了箝制敌人，配合方面军行动的作用。二是皖西北根据地已完全被敌人占领，在敌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各级领导和群众都没有思想准备，严峻的客观斗争形势，迫使我们必须转移。当时时间相当紧迫，形势十分危急，根本来不及作工作部署，一切都是在行动中伦促进行的。分局和省委从鄂东北慌慌而来，又匆匆而去，没有对我们的转移作任何指示，我们对整个形势又缺乏了解，只能解决眼前急迫问题，就连张国焘给我的信也是在路上走时写的，很简单。三是这样可以避开敌人锋芒，挫其锐气，在外线转战中寻机歼敌，待形势和缓后再转回根据地。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由于采取了外线转战的行动，才得以保存红军力量，为后来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事后看皖西北道委的撤离，似乎应留下部分机关干部，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如果条件允许，这当然是对的，是好的，但当时的情况和条件已不可能。皖西北与鄂东北的情况不同，鄂东北苏区建立较早，地方工作有较好的基础。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虽然分局和省委领导由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产生盲目乐观情绪，对敌人发动第四次“围剿”缺乏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准备，但还是在鄂东北同敌人打了几仗，作了一些对敌斗争的准备，结果因敌人兵力多，攻势猛而未能扭转战局，这才急急忙忙的向皖西撤离。而皖西北则不同，皖西北大部分地区是刚扩建不久的根据地，时间短，群众基础不如鄂东北，在严重的敌情下，党政干部自觉集中转移了，留下的也只是少数的，回顾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我觉得方针是对头的，路线是正确的，后果是好的。
其次谈一谈随军“跑反”群众的问题。红二十七军从成立时起到回到皖西北根据地，始终有大批群众随部行动，主要是“跑反”群众，也叫“避难团”。这些群众有一部分是省委机关人员从新集撤退过来的，有一部分是跟红四方面军“跑反”到燕子河时被敌人截堵下来，其中有些部队伤员，还有一部分是皖西北的道委机关干部家属和基本群众，共二万人左右。这些群众数量大，临时从各地聚集到一起没有组织领导，行动起来像一盘散沙。部队行动，他们就成群结队地跟着走，部队住下，他们也漫山遍野地住下，有时还燃起火来，使部队目标大，行动困难。遇到敌人时，他们又到处乱跑，有时把部队都给插乱了，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行军作战。当时，鄂皖工委和军领导曾几次研究，想摆脱这种被动局面，也试图把群众组织起来，但由于敌情紧急，情况复杂，几次都没组织起来。我们也设想分出部分部队，把“跑反”群众带回根据地，但因兵力不足，无法实现。因此，只好边作战边掩护群众，处境十分艰难。（可见当地党政基础不好，地方武装也不强）
在行动过程中，部队和群众之间也发生过一些矛盾，特别是在后面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有时群众行动慢了，对群众耍过态度。在作战紧张，敌情严重时，有的群众被敌人冲散或自己跑散，有的被敌人炮火击中，也有的主动离去的。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鄂皖工委和军领导从来没有抛开群众的想法，更没有作过什么决定。相反，我们强调要掩护群众，负责到底，一直把剩下的大部分群众带回了皖西北根据地。群众在随军行动中，对部队的行军作战是有影响的，但也有帮助。记得在磨子潭突围时，为了压制敌人火力，全军几挺水压机关枪缺水，就是群众用脸盆、饭盒从山下端水送往山上的，保证了机枪火力的发挥。同时，随队的伤病员和部分群众还多次补充部队，参加战斗。红二十七军在当时那种异常艰苦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对掩护群众转移是尽了最大力量的，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符合实际的。
最后谈一下红二十七军的行动计划问题。红二十七军始终是在中共鄂皖工委和军部的领导下行动的，一切行动计划都是工委和军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的，就是在紧张的战场上，也是由军领导碰头研究的。即使是临战的当机立断，军长刘士奇都和我商量，有时来不及也在战后说一下。当时，虽然各项工作有分工，但领导同志间很注意征求意见，相互尊重，因而大家思想比较统一，关系比较密切。特别是刘士奇和我，我们两个主要领导人从没有发生过分歧意见，没有互不通气的时候，相互间想到什么，认为应该怎么做都是毫无保留地谈出来，对其他领导同志也如此。红二十七军在一个多月的行动中，能箝制敌人大量兵力，取得数十次大小战斗的胜利，歼敌四千余人，转战十多个县，行程三千余里，保存了有生力量，是与鄂皖工委和军领导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在我的记忆中，红二十七军研究行动计划时从没有考虑过要过长江的问题，更没有要过长江的计划。在当时要过长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红二十七军行动过程中离长江最近的距离也有几十公里，不仅听不到长江的浪涛声，而且连看都看不到，更不会象有些资料中写的那样，什么准备渡江船只呀，军领导对过江的意见不一致呀，等等。我作为鄂皖工委书记，红二十七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从来没有考虑过，更没有讨论过过长江的计划，也没有听过其他的同志向工委和军部提出要求过长江的意见，至于讲到准备船只过江的说法量毫无根据的。记得我们转到宿松县境时，站在高山顶向南远眺，曾看到一片湖水，远远望去，天水相连。当时，我与徐海东、刘士奇在一起。刘士奇一边指着远方的湖水一边和我们说：那一片水是不是长江？长江南岸有我们的红军，还有我们的根据地呢。由于形势紧张，我们未及久停，边说着边走了。有人说刘士奇同志提出过过江的计划，如果是刘士奇这次闲谈江南情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