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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学堂1所，高等学堂1所，北洋医学堂1所，高等工业学堂1所，高等农业学堂1所，初等农工业学堂及工艺总局附设艺徒学堂21所，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中学堂27所，高等小学堂182所，初等小学堂4162所，女师范学堂1所，女学堂40所，吏胥学堂18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1所。注册入学人数共万人，连同武备、巡警等学堂，总数不下10万人。
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学生万多人，人数位居全国第二；学务资产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以上种种，均可看出，袁世凯身上的维新基因全面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对改革维新的倡导与涉及领域同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全无二样。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改革维新的力度、广度、深度，较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不但打了雷，还真正落下了雨点。其原因，正如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所指出的，袁世凯所推动的改革维新不是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的改革维新。
这一改革维新的极致，是倡导立宪。袁世凯奏请“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不久，清廷颁布上谕，宣布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军机大臣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绍英等五大臣携带随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经费难以筹措，袁世凯带头认筹，慷慨从直隶拿出白银十万两，并允诺以后每年筹款十万两，作为出洋考察经费。又奏请派遣官绅游历日本，开启民智，为将来实行地方自治做相应准备。清廷随即谕令奉天、直隶同时试办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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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第一人（4）
然五大臣由北京启程之时，发生了革命党人为抵制清廷假新政而制造的爆炸事件。五大臣出洋考察被迫改期缓行。一些官员更加感到立宪的必要与紧迫。如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电中说：“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证立宪之不可缓也。”袁世凯却改变了策略，似乎成了立宪的阻挠者。载泽抵达英国伦敦后，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问他谁是阻挠立宪之人。载泽愤而作答：“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袁世凯实际上是在审时度势、掂量立宪派、革命党等各方面的力量，他在奏对时的一句话泄漏了天机：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
五大臣还是分批出洋考察了。考察归来，五大臣一致奏请实行立宪。袁世凯见实行立宪已成定局，“以为此种好机会，略一布置，即可成功”，又改消极为空前积极。他向政务处建议：中央政府五品以上官员均应参议要政，预立上议院基础；各州、县有名望的绅商俱应参议地方政务，预立地方自治基础；预备立宪先在一省试办，逐渐推广，并自告奋勇，提出将直隶作为试点之省。他面奏慈禧太后，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他逢人即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清廷宣布“仿行宪政”、设立载泽主持的编制馆后，袁世凯将自己的亲信孙宝琦、杨士琦、张一膳、金邦平等安插进去分别任编制馆提调、起草员，实际控制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一个多月后，袁世凯等人拿出了初步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立资政院与责任内阁。关于资政院，袁世凯曾说：
近日民智渐开，收回路矿之公电、告讦督抚之公呈纷纷不绝，若听其漫无归宿，致人人有建言之权，时阅数年，政府将应接不暇。
国民义务以纳税为一大宗，现在财政艰难，举行新政，何一不资民力？若无疏通舆论之地，则抗粮闹捐之风何自而绝？营业税、所得税等法必不能行。
惟专设一舆论总汇之地，非经由资政院者不得上闻……通国之欲言于政府者，移而归诸资政院，化散为整，化嚣为静；又限制该院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政府施行之权，使资政院当舆论之冲，政府得安行其政策，而民气疏达，亦不致横决难收，保全甚大。
也就是说，将资政院作为疏泻舆论的清议机构，一方面使“民气疏达”、“化嚣为静”、“不致横决难收”；一方面“无强政府施行之权”，政府仍“得安行其政策”。关于责任内阁，按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不经内阁副署谕旨不发生效力，也就是以责任内阁专制取代昔日的皇帝专制。具体而言，则是由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行使职权。而袁世凯的野心和美梦是继控制京津军警力量后，进京与庆亲王奕劻共同组阁，拥庆亲王奕劻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夺取皇权，控制朝政，防止年迈的慈禧一旦故去之后，光绪帝对其出卖戊戌维新之举进行报复。
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政治集团和官员的切身利益。袁世凯的野心和美梦招致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
守旧派以军机大臣铁良为代表，表示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固非不可；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之，其事可言不可行”。
他们认为，立宪将地方督抚原有的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说说可以，但就中国当时的情形而言，付诸实施断然不可。他们纷言立宪之非，激烈攻击袁世凯等人，致有要求撤销编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回本任。
立宪派以御史赵炳麟为代表，明确表示：“中国现在一时难以成立下议院”，责任内阁没有下议院监督，便成了“二三大臣专权”。“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这不是君主立宪体制，而是“大臣专制政体也”。“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议院无期成立，下民莫敢谁何，颠覆之忧将在眉睫”。
新政第一人（5）
他们认为，立宪不应单独设立责任内阁，还应同时设立对责任内阁具有监督制约作用的上下议院，否则就不是君主立宪体制，而是“大臣专制政体”。他们揭露了袁世凯假立宪、真专权的野心，尖锐指出，袁世凯这样的权臣势将颠覆大清帝国。
宗室贵族得知袁世凯提出不让他们干预政事，气愤填膺。据传，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竟从腰中拔出手枪抵住袁世凯胸膛，厉声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
太监听说袁世凯提出要裁去太监，也对他恨之入骨。据传，一天刚下朝，百余名太监截住袁世凯，太监越聚越多，围攻不放，有的出言谩骂，有的欲饱以老拳。袁世凯急得团团转，经奕劻百般劝解，并担保绝对不裁太监，众太监方撤围而去。
排袁之声一浪高于一浪，纷传袁世凯权高势重、居心叵测，将步曹操、刘裕后尘，不利于皇室。袁世凯觉得气氛不对，接连上疏，朝廷均未理睬；召见时，又面奏令守旧大臣致休，遭慈禧太后严厉斥责，并示之参劾他和奕劻的奏章。此时，他方感处境危殆，恐惧万分，借阅新军秋操为名急急请训出京。物议大哗，一片“袁世凯宵遁”之声。
慈禧太后怕成立责任内阁后君权旁落，加之对袁世凯已生疑忌，没有同意设立责任内阁，仍旧保留了军机处。袁世凯没有捞到副总理大臣之位，反而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中央官制改革而被迫辞去兼职，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清廷以明升暗降之法调离北洋军，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故去，宣统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载沣当政以后，对袁世凯势力的过分膨胀深感不安。宣统元年（1909年），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之由，将其开缺回籍养病，剥夺了袁的一切军政大权。但是，袁世凯已利用新政时期急剧扩张的军事政治实力，将其“爪牙布于肘腋”，“心腹置于朝列”了。
如何评价袁世凯与“维新”呢？史家袁伟时有这样一句话，可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