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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运动终结（1）
到了1980年，当局在现实面前低头了：上山下乡运动在后毛泽东时期是没有可能继续下去的了。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了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而且也停止了传统上为其辩护的毛式话语。此时，数量庞大的一大批毕业生到了就业年龄。问题因此转移，其实在1978年，特别是1979年，已经开始了，但至今才真正转变成为纯粹的城市就业问题。
1980年头两个月，还有一些有关下乡运动的宣传＇ 《人民日报》1980年发表的有关下乡运动的15篇文章里，9篇是在1月和2月出笼的。＇，但调子是绝对地“现代化”了。介绍的模范知青及模范知青队都在经济上赚到了钱，那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现代化中取得了成就，主要是农业机械化和工商行业的发展。宣传文章强调他们比在城里生活得好：新疆的某一个队的知青在1979年每人平均收入高达1005元（当时模范红旗农场只能分450元），另外一个队居然拥有一个藏书3千的图书馆，那儿的知青都在撰写科学实验的文章＇ 《人民日报》1980年1月2日第一版。新华社讯，1980年1月1日，刊于China Report，198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1980年2月5日第5版及1980年2月25日第3版。＇。主要是突出农场生活能真正吸引青年人的一切。属于江西一个知青农场的一个农工商联合公司还进行了干部制度的“大胆改革”：所有在公司一级以下的干部都是通过不记名投票“民主”选出来的，每半年重选一次。有良好业绩的会获得奖金。这个例子不是独一无二的＇ 《人民日报》1980年1月30日第一版。我们听说在山西也有这样一个实施类似制度的知青农场；与芒克的访谈，1981年7月12日。＇，可以显示出负责人们想方设法要把知青留在他们的生产队或他们的农场，但不再采用那经已破产的简单行政措施，而是求助于一些更有效的办法。由于在这些农场发展了工业（一般是加工业）以及行商企业，越来越多的知青离开了农业生产劳动，而领取固定工资＇ 《人民日报》1980年2月25日第3版，1980年5月30日第2版及1980年6月22日第一版。＇。政府当局甚至都预见可以利用这些农场，在市郊建立卫星城市网，正像前一年曾经提议过的那样＇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7日第2版。＇。这些下乡运动“温和”模式跟过去的形式已经毫无关系了。就像福州市动员一些中学毕业生到郊区的秃山头去参加造林工程，为时两年，之后可以在城里得到一份工作。两年中，这些青年人只需参加植树，男的不少于120天，女的不少于100天，就有权回城读书＇ 新华社讯，1980年1月17日，刊于SWB，1980年2月4日。＇。
下乡运动虽然呈现出新面貌，但不能完全抹掉过去的残余痕迹。春节临近，一年一度的“慰问活动”在某些地方继续进行，对象是已在边境地区安家落户的知青＇天津电台广播，1980年1月22日，刊于SWB，1980年2月4日。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2月11日，刊于SWB，1980年2月11日。这两个例子都是讲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此外，一直到8月，召开了几次“先进知青”大会＇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2月11日，刊于SWB，1980年2月11日。福建电台广播，1980年5月13日，刊于SWB，1980年5月29日。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8月8日，刊于SWB，1980年8月14日。＇。与王震有密切关系的“保守派”王恩茂，当年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他以最强硬的态度重新肯定下乡运动的传统价值。夏初，那正是每年出现新毕业生分配问题的时候，王恩茂组织了一次有关下乡问题的工作会议，根据他的意思，目的是要统一对该问题的“不同意见”。他在讲话里重申上山下乡是一项正确的政策：
“问题就是：今天的知识青年需要不需要下乡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要说，过去需要，今天需要，将来还是需要。”＇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12日，刊于SWB，1980年7月18日。＇
王虽然死守传统、墨守成规，尽量维护下乡运动的原则与价值，但他也意识到必须改变形式。他大谈1978年以来运动中涌现出的新鲜事物，可又明确指出“下乡知青的户口及粮油关系应该不变（即留在城市）”。即使用这样的办法作了点儿革新，王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已经散发出一股前朝旧时的霉味儿，就像他还坚持农业生产劳动集体化的立场。而他的属下从他的讲话里只挑取了改良的那一部分。两个星期后，《吉林日报》在头版宣布四平市决定改变政策。知青办公室有一笔原本要作为安置费发给1980年应该下乡的3000名毕业生的资金，“考虑到过去的经验”，现在准备将这笔款项借贷给郊区的20家工厂企业，他们答应以合同的方式招聘知青。如果他们能保证知青在该厂的全部劳动力中的百分比不低于60，那么就可以豁免税项直至1985年。一年之后，这些工厂将可以转换成市属的集体企业。文章还解释说：“对知青来说，与去农村插队相比，在工厂工作的好处更多。他们现在对工作有兴趣，努力学习文化和技术，成为对四个现代化有贡献的人”＇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25日，刊于SWB，1980年8月1日。＇。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负责干部认为下乡运动的新办法太昂贵，对它进行资助简直就是个“无底洞”，还不如拿来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工业生产更见效＇ 《人民日报》1980年9月17日第4版。关于国家预算中下乡运动的经费，见本书，页204。＇。根据四川某县的一项调查，安置一名知青在知青农场需要1900元，安置在公社或大队的工厂需要1300元，但安置在乡镇集体企业只需500元＇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2版。＇。知青生活条件是从1973年开始好转的，而在1978到1979年间改善工作进行更快了。对国家和城市企业来说，主要是额外的开支多了：增加安置费、发放社会福利、为农场购买土地＇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以利用已废弃的“五七干校”，而免除这项开支。＇以及保证知青在农村依旧享有城市人口的供应。尽管有了改善，花费了那么多钱，但新制度还是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利用过去安置知青的经费来帮助他们在城里找工作，这个想法最初是邓小平1979年10月4日在一次省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页445。＇。知青办的负责人于是准备了实行这项政策的方案。根据他们的估算，未来几年里，如果每年只送70或者80万知青下乡，那么年开销就能控制在5亿元之内，那就是可以节省全国会议预计的每年投下10亿元资金的一半。这笔款项可由财政部门直接转给劳动部。实际上，后来预算给下乡运动的经费是拨到了负责招工的部门名下，而且比原来估计的多得多，因为下乡知青少了，那些负责人没想到运动那么快就刹车停运＇ 刘小萌，前引，页813。＇。
农民的消极抵制也肯定起了作用，令官方改变了立场。随着1980年的去集体化政策，农民有了更大的自主决定权，因此欲将无法接受的事情强加给他们，比起过去是难上加难。在财政经费上略加安排调整固然可行，但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单位都过于昂贵。在这种情势下，当局开始放弃继续进行下乡运动的念头。如同往常，在最高领导人会议上作出了有关政策改变的高层决定，然而内容却不公开。在1980年5月胡耀邦就在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要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
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 他指的是对知青与国家两者都有害无益。＇，现在要一举两得。”谈到政府改转向的问题时，胡并不回避社会抵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回头看看上山下乡的做法，家庭不接受，农民不欢迎，社会有阻力。＇ ＇我不说过去错了，过去在那种历史条件下，那样多的人下去，是有成绩的。但是小孩子不愿当农民，就连去上海郊区也稳定不住。”＇ 顾洪章等，《始末》，页195。＇
得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某些省市才陆续宣布结束下乡运动。8月初，湖北省政府作出决定，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应该把知青安置在城镇，包括那些本来认为是可以继续下乡运动的市县＇ 湖北电台广播，1980年8月3日，刊于SWB，1980年8月14日。＇。10月底，长春市宣布所有的中学毕业生今后都可以留在城里，包括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