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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农民招进城当工人，再加上把大批城市青年送到乡下去，事实证明那不是个解决办法，因为“他们干扰下的上山下乡搞了那么多年，三大差别不是一点也没有缩小吗？”。
有了这样的对四人帮式的下乡运动的批判，就可以提出新的政策：教育及经济制度施行改革以后，“上山下乡的人数就必将愈来愈少，以至最后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不过，作者强调：“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很快就做到”。一部分知青还应该继续下乡，但是他们的条件会有所改善。同时也会更加扩大升学和留城就业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是11月23日正好在已经开了3周多的全国会议期间发表的，中央电台在当天就对外广播了其中几段很长的段落＇ 见北京电台广播，1978年11月23日，刊于FBIS；1978年11月28日。＇，即刻在知青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觉得是报章第一次说出他们的“心里话”，在上海一些回城要求分配工作的知青还张贴大字报表达同样的意见＇ 顾洪章等，《始末》，页163。＇。同样的，云南一个农场的上海知青致电上海市委，要求火速派调查组去处理问题，为他们“平反昭雪”。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林彪、“四人帮”把他们骗了，给“弄”到云南，到了农场几年以来，“四人帮”的“地方代理人”又欺负他们并进行政治的迫害＇ 同上，页164。＇。
那篇文章反复强调知青遭受的苦难，又把上山下乡运动和“四人帮”的阴谋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在多处地方开始蔓延的知青造反之火上加油。其实，对中央级领导与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来说，这篇文章像是晴天霹雳，始料不及＇ 是共青团老书记胡耀邦负责去跟《中国青年报》的负责人谈话，提醒他们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可以说出来的，要求他们不要再帮倒忙；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65。＇。作为会议初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可以代表官方意见的，然而，它却与最高负责人从年初起就审慎制定的战略方案大唱反调＇ 关于领导人之间的内部争论，在中央档案解密之前，我们只能相信那些能够接触到内部资料的人士；尤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53…162。＇。
到1978年，所有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下乡运动的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它引起了太多的不满情緒，而从1973年起在財政上的竭力支持也无助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政府机关里相传一句新流行语：“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 李先念承认是他先讲出“四不满意”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顾洪章等，《始末》，页158。＇。早在1978年3月，邓小平就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后来他又在10月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该次会议是专为讨论呈交给全国知青会议的汇报提纲而召开的。似乎从那年夏季以后，连华国锋都同意这个观点了＇ 同上，页151…152。＇。这种变化也在行政安排上反映出来：从4月30日起，知青办公室不再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领导。知青办主任为许世平，他后来被任命为国家劳动总局副总局长。8月5日，国务院重新调整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陈永贵仍然是组长，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 同上，页248。＇。虽然他们指望增加就业机会，但领导人也非常清楚，突然宣告停止下乡运动，然后让仍在农村的800多万知青大批返城，这一定会给城市带来严峻的问题，造成工作职位与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那是很危险的。他们多次列举2000万这个数字，那是城镇工业上多余的劳动力＇ 纪登奎解释说，这个估计是按中国技术发展的水平计算的，若按发展国家的标准计算，可能多一倍；见顾洪章等，《始末》，页 160。＇。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补充说，这就意味着每年需要给城市多供应100亿斤商品粮＇ 同上，页155。＇。因此，最高领导人，联同领导小组与知青办，就决定逐步进行，缩小下乡范围，首先只让困难最多的知青回城，尤其是1972年底前下去的那些，而国营农场知青则不得回城，他们算是国家职工，所以不再需要分配＇ 在农场的知青是国家职工，这一点在1978年2月12日的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中确定下来；见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52。＇。
要让大家都能接受一部分知青得继续留在农村以及在“若干年”内仍然有成批新的知青下乡，那就必须进行改善工作，会议将会提供细节。负责人们当然知道，这份“理性”的但又无法保证何时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是不会满足知青的要求的。不过，重要的是不能承认下乡运动是一项错误的使知青受了害的政策，从而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哪怕是最激烈的要求都是正确的。所以就决定，一方面对过去的政策以及知青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积极评价（承认某些问题是四人帮干扰造成的），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宣传工作鼓励青年下乡。副总理纪登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构里，总是有一个总理和好几个副总理。当时，华国锋是总理，另外有13个副总理，邓小平是其中之一。＇这样描述主要领导人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顾洪章等，《始末》，页154。＇。私下里，这些高级领导人毫不犹豫地狠批毛派下乡运动的构思，全部归结为四人帮的毒害。副总理李先念就宣称：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 可惜他从来都没有敢跟毛说 ＇。＇ ＇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四人帮 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另一位副总理康世恩分析实用主义者的逻辑与毛派分子的逻辑不同在何处：
“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问题。＇ ＇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三两年回来了。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
若改革派领导人的确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必须阐述清楚，而且让人接受。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41天，从没有开过这么长时间的会，可见争论有多激烈，要处理的问题有多复杂。因为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各种不同观点就得以表达＇ 1978年10月30日纪登奎在会议期间与部分代表进行座谈，会上他跟他们说：“请你们思想解放一下，有什么好的意见、办法，都讲出来，不说你是 拔根 ”！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62。＇。但是，最后作出的决定都符合领导人表示过的意愿＇ 刘小萌，前引，页716…718。＇，反映在政治局12月12日通过的两个文件里：《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后来亦称“40条”），后来两个文件一起，就变成了中发＇1978＇74号文件＇ 同上，页719。12月14日新华社公布会议的结果。见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5日，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 1978年12月15日，以及SWB； 1978年12月18日。＇。正像上述《中国青年报》的文章，《纪要》只是从经济问题上评价下乡运动。“再教育”的提法无影无踪了。但是对运动的看法很正面，用惯常的言辞生硬的语句来表达。干部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的丑闻没有提及。知青遇到的困难则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自然又是归罪于四人帮的破坏。强调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无论在文化革命前还是后都是占主导地位的，知青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绩，都应归功于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至于今后是否会放弃上山下乡，《纪要》重复《中国青年报》有关将来“不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诺言，但是在《人民日报》有关这次会议的文章中只有很含糊的这样一句话：“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知识青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再说上山下乡是毕业生的“主要出路”；不过一再肯定在现时一部分毕业生还必须继续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