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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米亚的软禁处被释放出来并回到莫斯科继续掌权——或许这只是他的一相情愿罢了。他谴责了政变组织者，感谢叶利钦和俄罗斯共和国代表们帮助他镇压了政变。他同时再次重申了他的社会主义立场，发誓要清除共产党内的“反动势力”。
然而，政变的迅速失败暴露了不管是保守派立场，还是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在党—国精英中所受的支持都已经是多么的微弱。叶利钦及其盟友在击败保守派之后，认为撇开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不管的时机已成熟。和政变领导人一样，叶利钦根本不管什么法律依据，就签发了一项把俄罗斯境内一切苏联财产的所有权转归俄罗斯共和国所有的命令。他降下苏联国旗，升起了传统的俄罗斯国旗；暂停了共产党及其报纸在俄罗斯的活动。几天之内，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共产党领导人职务，并要求党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不久之后，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解散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把中央机关转交给共和国总统和一个指定的立法委员会。实际上，联盟政府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了一个人——总统戈尔巴乔夫。
随后，戈尔巴乔夫白白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保留某种形式的共和国联盟。但随着叶利钦迅速接管了苏联财产和机构，就不再有什么联盟的可能了。谁也不想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于是各个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脱离联盟的愿望现在在所有的共和国中都占了上风。那些一度担任共产党一把手的共和国领导人，现在纷纷步了俄罗斯的后尘，在各自的权辖范围内取缔了共产党组织。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利莫夫把共产党的名字简单地换成大众民主党，就接管了前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的财产，而该党的首脑还是同一个卡利莫夫。
1991年12月初，叶利钦最终埋葬了建立新联盟的一切努力。他接管了克里姆林宫的财政大权，接着和另两个斯拉夫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首脑举行会晤，宣布苏联解体，组建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向一切前苏联共和国开放，但其中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位置。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31日，苏联正式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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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层的革命（1）
苏联体制的终结，并未经历什么实际的暴力和流血冲突。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体制垮台了，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民族国家之一不复存在了，其经历的过程是如此平和，让全世界都惊呼难以置信。毫无疑问，可以把这一过程定性为一次革命，虽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革命。
社会经济体制被来自下层的革命所扫除，这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在这种传统的革命中，社会体制的下层受害者揭竿而起，打败旧的统治集团，推翻该集团借以统治的体制，再开始从事建设新体制这一艰巨工作。法国大革命是此类历史事件在现代世界上的典型，1917年的俄国革命则是20世纪的例子。
虽然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是通过革命推翻的，但这种革命与传统的革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该体制的终结是一次十分不同的社会过程的产物。它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的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党—国精英们在这种革命口号下结成联盟——每一次革命都包括各种集团和阶级的联盟。亲资本主义联盟也从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和私营企业主这个新阶级那里获得了支持——所有这些人都属于苏联内部的特权集团，不管是在身份地位方面，还是在物质财富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在这种革命过程中特别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党—国精英才是这种联盟的中坚分子。俄罗斯共和国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都由他们组成，他们代表着与亲资本主义联盟相互照应的另一股势力。新的资本家阶级绝大部分是从他们中产生的。正是这些党—国精英们支持改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最终使政治对手缴械并打败了其他两部分人。
很难在最近找到一次历史事件，可以和俄罗斯1991年的革命相类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它有点相似。这是日本在西方势力的强大炮火面前蒙羞之后，通过日本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帮人来掌权的革命。新的统治者决心用在西方找到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来取代日本的封建体制。他们废除了旧体制的核心制度，包括阶级特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他们利用国家的力量去建铁路和电话线，去开展新工业的建设工作，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然而，明治维新同苏联精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拒绝、对资本主义的偏好有着重大的区别。日本的封建精英由武士、官吏和大封建地主杂混而成，他们中###的集团不得不在1866—1868年花去两年的时间去战斗才能赢得政权，这点和苏联的实质上是和平的演变不同。日本在对外来政权所强加的军事和政治的羞辱作出反应时是如此之激烈，而苏联却是世界上两大强权之一，根本没有受到军事征服之类的严重威胁。
苏联垮台的独特性，根源于它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特殊性。历史上其他强大的社会体制，都有这样一些统治集团，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并多多少少公开地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实行统治。国家社会主义与此不同，它的统治集团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它的合法性也全部建立在这一主张上：体制的运行是为了普通大众。这种统治集团只是把自己的体制维系在历史的、文化的和情感的纽带上，一旦面临物质私利，这种纽带就显得软弱无力了。
我们已经看到，许许多多纯粹是偶然的、意想不到的因素在苏联垮台中发挥了作用。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黔驴技穷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则是苏联特殊的多民族框架，它孕育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不得不时刻努力驯服它。此外就是一个人的个人野心和特殊天才，这个人就是：鲍里斯·叶利钦。
假如苏联不是一个以许多不同民族共和国为基础的多民族国家——就像共产党统治的其他大国，例如中国——那么，其社会经济体制的终结就不会引发其国家的解体。苏联的解体是改革年代兴起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核心在俄罗斯共和国活动所酿成的副产品，也是该联盟为确保掌权而要求瓦解苏联的人为结果。
苏联垮台中所牵涉的许多偶然因素，是在1985—1991年间发生的系统演变中产生的。这是一个把党—国精英从苏联体制一形成时就存在的严格的、层次分明的体系中释放出来的过程，这种释放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过程所需要的。一旦释放出来，党—国精英们很快就认识到，保存现行社会经济体制就什么也得不到，而瓦解它就什么都有了。
然而，精英们并不总是一帆风顺。1991年春，在各次民意调查和一次全民公决中，大多数苏联人民表达了他们对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反对，和对保留联盟国家的赞成。但调查和公决是不能决定社会大变革的方向的。不管大多数人在有关国家未来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如何，苏联体制渐渐驯化普通苏联公民，在他们中间，已经见不到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了。虽然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把改革叫做“革命”，但他从来就未能发动普通老百姓，共产党70年的等级统治已经教会他们远离政治了。戈尔巴乔夫的行事作风是官僚型的，不是群众动员型的。他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努力，靠的是共产党机构，而这个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是自上而下、官气十足、乱统乱治的。要想动员普通老百姓积极拥护他日夜祈祷的革新了的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了，不管这个目标是如何诱人。
这样就把苏联体制1991年的命运完全留给党—国精英以及他们在知识分子中的盟友们去决定了。一旦理解了苏联体制的这些结构特征，改革所导致的惊人后果，以及结局又是如此惊人的迅速而平和，就不再显得惊人了。
苏联垮台后，叶利钦以及亲资本主义联盟现在看来可以自由地消除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残骸了，可以急切地开始在俄罗斯建设资本主义的任务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