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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开始并没有多少个人资本投入，因此阿德尔曼转眼间就成了一位成功的资本家，尽管到1993年俄罗斯经济的极度混乱使得任何制造业企业都很难盈利。
那些在苏联经济管理层中比阿德尔曼职位更高的人，进入私人业务领域也更为有利。石油和天然气部副部长瓦基特·阿列别克洛夫，成了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之一的鲁克石油控股公司总裁。阿列别克洛夫离开石油和天然气部之后，把他以前在部里的上级聘请为该公司的顾问。按照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说法，前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的许多高层人物，都改而在新兴私营企业里担任顾问一类的得天独厚的职务。另一个例子是在1965—1985年间一直担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主席的尼古拉·巴巴科夫，他担任了一家极为成功的股份公司的顾问，这家名叫嘎兹普罗姆的公司的首脑，曾在1994年6月名列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的第八名。
许多新兴资本家都来自苏联工业企业的高级领导层。苏联大型汽车制造厂AvtoVAZ的厂长卡丹尼科夫，1990年开始把该企业变成他的私有财产。在上面所说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当中，他名列第十名，被公认为俄罗斯最有钱的人之一。
小型国有企业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主管着一家苏联管理培训中心，它是由全苏联几百个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兴办的，目的是为它们提供受过专门培训的管理人员。1991年夏，它成了一个私有企业，属于弗拉基米尔一人所有。这时，它在全苏联50个城市里拥有分部。巨大的经济变化使得管理培训成了一件大事，因而以弗拉基米尔广泛的关系网为依托的这家企业，就成了在许多苏联后继国家当中仍然能够成功运作的佼佼者。
前苏联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大多是通过兴办新的企业而不是私有化他们以前主管的企业而成为资本家的。尼古拉·利萨伊以前曾是由六家大型军工企业组成的集团的负责人，该集团工人总数达到万人。1991年，他和几个同事一起离开了该集团，开始组建一家私有计算机软件公司。起初他想把自己的软件销售给制造业企业，后来他发现向俄罗斯新兴私有银行提供软件方才可获成功。他说：“他们有的是钱，正为如何花钱而发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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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
新兴资本家同样来自苏联的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谢尔盖·罗吉奥诺夫曾经担任财政部部长，后来成了帝国银行的行长。罗吉奥诺夫在上面所说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中位列第九。1989年，曾在国家银行系统管理层供职25年的瓦狄姆·帕科维奇，成了莫斯科斯坦金银行内部商业分行的董事长。同年，阿纳托里·弗斯尤科夫辞去了他在苏联斯托罗伊银行列宁格勒地区分行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转而担任一家私有商业银行——圣彼得格勒阿斯托罗银行的董事长。
许多国有银行在它们的管理者手中私有化了。普罗姆斯多伊银行以前是苏联最大的国有银行。1991年，几位负责人离开了该银行，转而去负责一家新建的私有银行。然而，普罗姆斯多伊银行行长雅科夫·杜本内茨基留了下来，并把该银行改制成了一家股份公司。1994年，杜本内茨基说：“当经济滑坡和一片混乱的时候，银行却如此繁荣，这看起来不合逻辑。”普罗姆斯多伊银行确实是那些管理良好、业务蒸蒸日上的银行之一，而这也给杜本内茨基赢得了排名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中第21的名次。
谢尔盖·耶戈罗夫是另一位在新的银行系统中大获成功的前国家银行官员。他曾担任过10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现在他领导着俄罗斯银行协会，这个组织的成员们都是俄罗斯富有的、举足轻重的私有银行。另一位前国家银行官员维罗拉多夫，现在则掌管着因科姆银行，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当中，他名列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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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旧体制其他群体中的资本家（1）
由于资本主义观念是一种舶来品，因此苏联外交部中崛起许多新的资本家也就不稀奇了。瓦狄姆·比尔尤科夫以前在外交部新闻局工作。1990年，他被索克出版公司总裁、法语杂志《费加罗》出版商罗伯特·赫尔撒特所看中，后者让他承办一份新杂志，发表有关苏联经济改革和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内容。比尔尤科夫同意并创办了精装本月刊《苏联商业》，他自任总编和分部最高负责人（上级主管是来自法国的出版公司）。苏联解体后，该杂志更名为《生意人》。
这项投机事业的资金，不仅来自索克出版公司，而且得到了苏联官方出版机构前进出版社的资助。由于前进出版社以前曾以出版漫漫长卷《列宁全集》而闻名于世，因此它加入到索克出版公司的合伙事业，并不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991年7月，它与《读者文摘》一起发行该杂志的俄文版本，同时加入的还有苏共印刷厂“第一标准印刷厂”和苏联国家图书发行专营机构“国际书店”。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发现，来自苏联精英高层家庭中的年轻成员在新兴个体资本家当中占了极大比例。最后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即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指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的许多年轻子弟显然已经死心塌地地信仰了私有制。例证之一是已故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孙子弗拉基米尔·斯特里戈夫。苏斯洛夫曾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他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最有权势的苏联领导人之一，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第一卫士。他的孙子斯特里戈夫80年代后期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官方报纸《真理报》工作。1991年7月，斯特里戈夫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私有商业银行的干事。甚至连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孙女维卡也在苏联解体前成了一名商界女名流。
党—国精英在改革期间纷纷奔向个体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包括那些从苏联高级政治领导层下来的人。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在搞政治。但也有少数人，例如弗拉基米尔·舍尔巴科夫，走向了这条道路。80年代初，舍尔巴科夫从陶里亚蒂汽车联合企业的一位管理人员，升迁到莫斯科的汽车部门工作。1985年后，他调入一个重要的国家委员会，之后成了部长会议中某个部的副部长。1990年，他进入苏共中央委员会。1991年3月，他被任命为苏联副总理，两个月后成为第一副总理。1991年8月政变失败之后的48小时内，他成了代总理。
1991年11月，此时苏联刚刚解体不久，舍尔巴科夫成立了一家私营企业，取名叫“私有化协会和外国投资国际基金会”。此时的舍尔巴科夫，已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
卡尔·马克思曾说，新的社会关系往往从旧社会的体内孕育出来，这时他无疑在表达这一观点：社会主义关系将直接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生长出来。但这一景象倒特别适合于描述资本主义关系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生长出来的过程。这不仅指旧的党—国精英们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而且指的是苏联体制中的许多机构也助长了这一过程。共青团只是这里面最突出的一个。苏联的出版单位发行的是资本家的出版物。以前只是被动地、谨慎地为国家经济计划的完成提供资金的国家银行，则演变成了私有商业银行，它们从事着高风险的、变幻莫测的投机事业，为银行家们赢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前只是根据国家计划被动生产产品的、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有限的工业企业，成了“从主管到业主”一起中饱私囊的滚滚财源之地。
资本主义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机构中滋生成长，并不仅仅限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地方。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省级城市彼尔姆，1991年期间，从那里的旧体制中冒出了一阵阵拥护资本主义的热浪。和莫斯科、列宁格勒不同的是，彼尔姆的共产党政权在1990年的地方选举中设法抵挡住了反对派势力的选举挑战。但胜利后的彼尔姆地方精英们继续热情地拥抱向资本主义的转变。1991年1月，彼尔姆地方党委创办了一个出租包括宾馆在内的党的财产的商业企业，建立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股东一个个都是党委领导人。这样做确实获益匪浅，于是该市党委通过了一个提案，要求成立一个联合公司，把该市所有的有利可图的企业通通接管过来，股份则在市党委和市苏维埃高级领导人之间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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