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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2）
在随后的课程中，我们知道从古代史到近代史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如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都有非常不同的学术观点，争论不休，热闹非凡。而且，多数老师在考试时并不强求学生一定要赞同自己的观点，只要能论述清楚、自圆其说就行。史学如此，中文、哲学、经济、法律无不如此。
学派林立，老师完全讲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正是大学的精神魅力之所在，是大学教育与高中教育最重要、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而大学生正是在这种“知识不确定”的学习、获取过程中，感受到知识探索的乐趣，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培养自己独立分析、判断、研究的能力，激发出自己的创造力。但经过多年应试教育训练，不少大学新生往往一时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摆脱不了从小学到高中培养的学习习惯，还把大学当作高中，总想死记硬背“标准答案”，面对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的学术观点、派别反而一片茫然。所以，不少大学老师都感叹大一新生其实还是“高四”，相当多的大学生实际是从大二才真正开始大学的学习生活。
然而，这种精神的魅力、探寻知识的乐趣、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现在却有中断之险，因为教育部准备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实行全国“统考”，除外语、政治外，对以前由各校自己命题的专业基础课，由教育部制定考试大纲并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在2007年硕士研究生考试中，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历史学基础率先作为这种“统考”的试点。一旦试点成功，即将“全面开花”。统一试题，统一标准答案，考研将蜕变为高考。现在，连对大学本科招生“统考”的批评早已不绝于耳，而且教育部也早已允许各地自主出题（虽然还没有达到不少人提出的由一些高校自主出题的要求，但在中国现实情况下，笔者亦认为目前“高招”由高校自主出题的条件尚不成熟），教育部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将各校自主出题改为统考，不能不使人深感遗憾，不能不使人深深忧虑。
因为考试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一旦“统考”，就将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很难在标准化考试中表现出来，大学生的学习将围着“统考”转，将如高考一样死记硬背，大四将变成“高七”，大学生的创造性将就此被扼杀。
由于研究生考试政治、外语一直实行统考，所以火热异常的考研辅导班主要以这两科为主，形成规模庞大的“考研经济”。如果专业课也实行统考，各科“考研经济”将同样火爆，现在一些在名牌大学历史系任教的老师已有人接到考研辅导班的邀请，许以高价。而一旦利益格局形成，再要改变就更加困难。
走笔至此，自然又想起西南联大。著名的生化学家邹承鲁院士毕业于西南联大，一次接受记者访问，记者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就是两个字：“自由。”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上学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如果造就的是“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最终“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高民族创造力”将更无从谈起。大学的学术标准与自主性
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大学具有重要地位。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人口比例，大学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排名、所发论文引用率的高低……均被视为一国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大学水平、质量的高低，无疑与大学的体制，即体制是否能保障大学的学术标准、水平和办学的自主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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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3）
哈佛大学是举世公认的名校。1969年，哈佛大学名教授基辛格要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仍想保留受人尊崇的哈佛教职，哈佛大学却对他说“不”。在官职与教职中，他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兼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位置炙手可热，大学却不愿他兼职并可对他说不，显示出大学的自主性和纯洁性。与那种“官本位”国家许多名牌大学竞相以种种办法“礼聘”高官到大学兼职，并引以为荣，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以学术为唯一标准并坚持大学的自主性，也曾是我们一些大学的传统
五四运动中，北大一些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并多方奔走，挺身营救被捕学生。营救成功后，他便辞去校长之职，并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抗议政府对他治校的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
1936年和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曾数次到清华大学捉拿反政府的学生，校长梅贻琦事先得到人员名单后立即通知学生躲避，使很多学生免于遭到逮捕。40年代，国民党为加强党化教育，加紧对大学的控制，强调课程、教材的统一。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这份决议由梅贻琦转呈教育部）指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唯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不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这篇文章虽然不出自梅贻琦之手，却表明了他坚持学术自由的决心，即使顶头上司教育部违背这一原则，他也毫不留情地抗争到底。
1946年8月，吴晗回到了清华，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此时他的左派言行已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8月16日，教育部接到有关当局指令，因此立即密电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他“密切注意”吴晗，说“共党分子吴晗前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自六月初旬来沪后，其活动颇为积极，在学界活动尤烈，常至各大学校及左派之群众集会作公开讲演吸收青年。兹悉该吴将于八月初旬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所以要清华不再聘吴晗为教授。但是，梅贻琦对教育部的指令置之不理，仍以学术标准为唯一标准而不管吴晗的政治观点是左是右，坚持聘吴为教授，教育部也奈何不得。
哈佛是私立大学，“不买政府的账”还说得过去，而北大、清华是国立大学，主要由政府拨款、出资，蔡、梅竟也不同意政府干预，依现在的观念颇有些“匪夷所思”：学校是政府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