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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闲暇是替代关系吗？（2）
我认为，人类的需要包括三个方面：生理需要、社会需要和刺激需要。生理需要就是满足肉体的那些需要，包括衣、食、住、性爱等；社会需要就是满足归属感、荣誉感等的需要，类似于马斯洛所说的发展需要；刺激的需要，相比较而言非常不具体，是通过一定的刺激源，让人产生兴奋，譬如吸烟、蹦极等。满足生理、社会需要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刺激源。譬如说工作，是人类精力的主要发泄渠道，也是刺激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不同种类的工作提供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困难、危险、身体上的或者精神上的挑战，进而满足人们对刺激的需要。如果工作的刺激性比较强烈，人们寻找其他刺激的积极性也许弱一些，譬如，专心于学术的人，一般认为研究工作带来的刺激极大，他们对于其他各种娱乐方式的需求就比较小；如果工作的刺激性不足，人们会更多地寻找其他刺激方式，即各种各样的娱乐，譬如体育、旅游、音乐、电影、泡吧等。
这样看来，工作与闲暇不能简单地对立起来。我认为，闲暇是获得刺激感觉的一种方式；工作也是获得刺激的方式之一。对于人类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要合理安排自己有限的时间，毕竟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活下去。有限的生命，应当充分利用，尽可能多地获得幸福感。获得幸福感，就意味着满足上述三个方面的需要。
人的生存，存在生命周期。也许你30岁以前都是积累阶段，主要是获取书本知识、经验知识，拥有一定的人力资本；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可以购房，可以婚嫁乃至生子，也就是说，你主要满足自己的第一个方面的需要，并为满足其他需要做准备。30岁之后，主要满足第二、第三方面的需要，特别是第二方面的需要。这一阶段，在你所选择的专业领域，开拓进取，让事业不断获得突破；人际交往也开始游刃有余；社会地位不断得到提升。退休之后，你主要满足第三方面的需要，因为你不能从工作中获得刺激了，生理需要也退居二线了。退休之后的刺激需要至关重要，你必须找好渠道，找到足够的渠道，否则，你将迷失方向，健康迅速恶化，过早地死亡。
当然，这个周期理论不能固化。譬如年轻人，如果失业了，长时间找不到工作，没有休闲的机会，那么，他们要么上大街喧闹，要么通过犯罪和暴力，使得精力得到发泄，从而获得刺激的满足。
认识到上述这些规律，我们也许需要反省现在的文化休闲产业。更进一步，也许应当反省现在的教育。现在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给学子以正确的幸福观念引导。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中国的学生，念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仕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只知道赚钱和当官，这样的人生，很难说是幸福的。至于文化休闲业，我列举一些例子说明：现在的电视剧，有多少有意义的东西呢？要么是返古戏，宣扬一些奴性的东西；要么是现代的情杀、暴力等，健康休闲的东西比较少。
凯恩斯与哈罗德在考虑生产率不断增长的长期影响时，都对大多数人没有准备好使用闲暇的危险及其后果深感忧虑。我想，现在，我们到了应该重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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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供求分析的困境（1）
制度供求分析的困境——与拉坦、林毅夫、杨瑞龙等先生商榷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警告说，只有那些决定了供给曲线的因素与那些决定了需求曲线的因素相互之间的关联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供求分析才是正确的。拉坦、林毅夫、杨瑞龙等学者显然将这个“警告”置之脑后。
阅读新制度经济学文献，我发现，经济学家们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分析框架应用到了制度分析上。如拉坦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中提出，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中说，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构架来进行分析。林毅夫教授将制度变迁分为两类：诱发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他认为，仅仅依靠诱发性过程所提供的新的制度安排将少于最佳的制度供给，需要政府采取强制性的行动来完成制度变迁。杨瑞龙在《论制度供给》和《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中提出，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
是否可以使用“制度需求”、“制度供给”这样的概念，是否可以使用制度供求分析框架？
先看什么是制度。按照诺斯给出的定义，制度是由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及其实施机制组成的规范体系。正式规则是约束人们行为关系的有意识的契约安排，可细分为：界定每个人在分工中的责任的规则；界定每个人的选择空间，即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的规则；违反上述规则的惩罚规则；约定交易各方如何度量投入与产出的度量规则。非正式规则是未被人有意识地设计过的规则，主要包括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
如果我们接受拉坦、林毅夫、杨瑞龙等先生的看法将制度看做公用品（public good），那么，必然存在对这种公共品的供给与需求。但是，这存在诸多的困境。
第一，制度很难说是“生产”出来的“物品”。制度可以是结果，也可以是开始。在很多情况下，博弈开始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游戏规则（制度）往往是给定的，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规则是谁制定的。想想看，我们出生的时候，制度已经存在了，我们并不知道是否需要它，但是，我们被训导着接受它；我们对一些制度不满意的时候，很多时候却没有办法改变它；有时候，譬如当有人落水的时，需要道德这样的制度时，却没有人能够供应。如果说制度可以供求，那么，作为需求者，我们个体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根本就无法选择？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游戏规则是外生的，譬如，张三偏好偷盗，但是法律禁止偷盗，他自然对这样的法律没有任何的需求，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改进办法，他并不能采取措施取消这种法律规定。
在一定条件下，制度是内生的，似乎存在供给和需求。譬如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的建设，如果是专制国家，制度是极少数人决定的；如果是民主国家，多数人参与投票表决，但是，制度还是少数人设计出来的，只不过，它可以按照民意进行修改。
至于非正式制度，就无法设计了，它一般是惯性地传递，逐渐发生变化的。谁供应非正式制度，谁需求这样的制度？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第二，如果应用供求分析框架，需要知道产品、价格、供求方、供求量等有关信息。譬如，消费者需求某种水果，我们需要知道消费者的偏好、预算约束、在一定条件下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种水果的数量等等，需要知道供给者在一定价格下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该种水果的数量。然后，我们才能进行供求分析：均衡价格变动，供求可能如何变动；同理，供求中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