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由此看来，无论亚当·斯密是否在杜尔阁那里与中国学者高丽殊和杨德旺有直接接触，是否受到过司马迁的启发，可以肯定的是，“看不见的手”不大可能是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的，二人的思想并不相同，剽窃之说，不能成立。
2005年3月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迟暮美人”张五常（1）
张五常先生在经济学上曾经很有创见，很有作为，但是很可惜，他后来不做学问了。他四处夸耀自己的学术成就，甚至宣称他有好几篇文章可以传世，而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敢这么说。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强调一点，我不是全盘否定张五常先生。相反，我比较欣赏张五常，只不过我所欣赏的是1983年以前的张五常。
我曾经两次撰文讨论五常先生之“是”，在2002年撰写的《何必为难张五常》一文中，我说“一些人凭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散文评论他的学术成就，是不负责任的”。我还说，“贡献最大的要算经济思想，其次是技术方面的东西。而张五常是极少数对经济学思想很有贡献的人。”我于2003年做的“世界知名的6位华裔经济学家”排名，五常先生位列其中。
但是，1983年以后的张五常，特别是给报刊撰写杂文和随笔的张五常，在内地高校做巡回演讲的张五常，日益偏离学术轨道，宣扬一些想当然的观念，误导内地学子。
我不怕自己学识浅陋，在这里讨论五常先生之“非”。一方面是对五常先生的惋惜，正如本文标题中“迟暮美人”所表达的，五常先生在经济学上曾经很有创见，很有作为，但是很可惜，而今他不做学问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读者对五常先生的学术成就缺乏正确的认识，我试图指出五常先生学术观点中的缺憾，给他一个公平的评价，让大家真正看清五常先生，以促使大家能够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权威”。
五常先生，你为何不反省？
《北京晨报》2002年4月25日发表的题为《点评中外经济学人士，张五常在北京说什么了？》的文章称，张五常在演讲中说，他可以和听讲者下注赌一把，“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1986年我发表文章《日本大势已去》；1988年，加拿大的人问我，他们的经济何时复苏，我说最早要到下个世纪初；1996年我说香港要有10年的经济不景气。我不是看风水的，但我能看到局限条件的转变。”
五常先生所说的“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固然不错，但预测的结论并不新鲜。其实，市场化改革，中国内地的经济学者早就提过。如20世纪50年代孙冶方、顾准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1979年刘国光、赵人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等。不同之处在于，五常先生运用的是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当然，我没有否认，在五常先生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中，在一些经济学理论及其运用上，五常先生很有创新，他的一些观点而今读来仍不觉得过时，我只是说，其结论不新。
至于五常先生所说的“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言过其实。根据《张五常中山大学讲演（全文）》（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27日），五常先生说：“弗里德曼一向主张放开价格管制，1988年我们向中国的领导人极力推荐这一点，结果一团糟。”到底是怎样的一团糟呢？五常先生没有交代。这里不妨作简短介绍：1988年的居民存款为3000亿元（人民币），数量远远低于1992年的1万亿元，更低于目前的10万多亿元，竟然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在贵州那样的穷地方，居民竟然大量抢购毛线！那次物价改革，导致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一次经济失控。
但五常先生不进行任何的反省，反而把一切问题归结为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彻底，继续鼓吹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实现“制度变迁，产权革命，与国际接轨。”1990年，五常先生甚至“大胆”预测，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必将大幅度下滑，少说也要饿死2亿人。现在时间已过去十几年了，我们的经济并没有“大幅度下滑”，反而是人丁兴旺！
遗憾的是，五常先生找种种借口为自己辩护。在2003年6月27日的香港《苹果日报》上，他发表的题为《佛老用不着耿耿于怀》的文章说：“两件事使佛老表示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了信心！”他说的“两件事”是：其一，弗里德曼（五常所说的“佛老”）的货币理论运用于实践中，以失败告终；其二，弗里德曼对欧元的预测错了。五常先生辩解说，“我认为佛老的思维没有错，失灵非战之罪，而是世界的局限转变他看不准。大师就是大师，理论没有错，只是一时大意，摸不准世界大变，也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
是的，你可以将问题和责任推到“一时大意”、“摸不准世界大变”、“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等上面，但是，五常先生或者“佛老”做的决策或建议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谁来承担？台湾经济学家高希均先生曾经说，决策失误比腐败带来的损失更大。五常先生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乃至经济学的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究竟有多大，我不敢妄加评论，请读者判断！
五常先生，你的理论还神秘莫测吗？
五常先生在中国内地巡回讲演的时候，经常夸耀自己的学术成就，说自己在这个方面超过了某某，在那个方面超过了某某，或者说自己某篇或某些文章的引用率超过了某某。他甚至宣称，他有好几篇文章可以传世，但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敢这么说。
。。
“迟暮美人”张五常（2）
相信多数读者同意我的这个判断：当年，五常先生的大作颇有创见，也对某个学派颇有贡献。但是，当年的观点而今不可能再让人感到高不可攀，不再神秘莫测了。再说，对于任何学者而言，自身的成就不必自己宣传，后学之辈必然记着。如果自己四处宣扬，效果未必好，甚至走向反面。
我们不妨就五常先生的一些作品进行分析，看看它们是否如他所说的那样“历久弥新”或者超过了某某大师。
1。关于《佃农理论》。
五常先生最得意的作品，恐怕是《佃农理论》了。不可否认，该书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巨大，他把当时科斯、阿尔奇安等开创的交易费用、产权等新理论或分析框架，应用于解释现实问题。并且，在理论的运用过程中，对理论做出了一些发展和创新。
现在看来，《佃农理论》并不十分高深，也不十分复杂。正如一位名叫“fulee”的网友所指出的那样，200多页的论述，几句话就可以说完——《佃农理论》的首要前提假设便是“交易成本为零”。交易成本为零，就是指调整到效率最大化的交易成本为零。换句话说，如果此时交易没能实现效率最大化，那么交易成本就不为零。因此“交易成本为零”等价于“交易效率最大化”。既然交易效率已经最大化了，那么任何对此交易的改动，一定不可能使其效率更大，否则就不是“最”了。因此政府试图通过减租来促进佃农合约效率更大，是不可能的。要么效率不变，更大的可能是效率降低。
五常先生在《〈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中说，当时他的论文引起了阿尔奇安、施蒂格勒等众多顶尖经济学者的争论，还说他文中的一个注脚成了后来博弈论创建的“导火线”。《佃农理论》真的如他说的那样神秘莫测吗？
实际上，五常先生的佃农理论与实践不符。正如中国台湾经济学家陈昭南等在《耕者有其田的理论基础——新租佃理论之商榷》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五常先生推导出台湾土地改革不需要进行的结论与实际状况不符，五常先生所带的博士后易宪容先生也承认了这一点。
五常先生的佃农理论为什么与实践不符呢？第一，五常先生的分析基础存在问题。交易成本的核算发生在事后，只有当一项交易完成时，才能知道其交易成本是多少。事前或者事中，无法核算一项交易或者制度的交易成本。所以，五常先生预设台湾佃农制度的交易成本为零，恐怕是对交易成本内涵的误解。第二，1974年，斯蒂格利茨（Stiglitz）在一篇题为《契约理论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章中指出，分成租佃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