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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这匹马能爬上倾斜度高达5。10的岩缝。”他看上去很迷惑，这表明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险境。也许他认为我们俩只是迷了路的徒步旅行者。我要求用无线电与直升机飞行员通话。我告诉他用聚光灯搜寻此刻正在岩壁上倍感孤独的迪克。
“罗杰，我看到他了。”飞行员回答说。
“天哪，他怎么爬上去的？”
此时，指挥官才意识到马是根本行不通的。
我们随即对各种可能的选择开展了激烈的讨论，包括用直升机将我放到山顶上，但是最终的结论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最好的选择。帮我找一个搭档、一根绳子，我们直接爬上去，将迪克解救下来。救援队中有一个人曾经有过攀岩的经验，他主动提出和我一起上去。此时天色已黑，指挥官命令将所有搜寻灯打开。
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向迪克方向的岩缝，大概在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爬了上去。
“别紧张，迪克，我们来救你了。”除了慢慢地点了点头，他没有任何反应。他的皮肤彻骨冰凉。在同伴的帮助下，我将迪克慢慢放下。凌晨3点，严峻的考验终于结束。救援队立即对迪克开展了急救。随着他的体温上升，我知道他还活着，某一天可以再回来攀岩。
我也是，但是已经变得更加清醒，看问题的角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学到了登山中最重要的一课：如果你因为过去的成功而变得沾沾自喜，错误地认为自己最了不起，那么你已经面临最大的危险了。持续稳定的结果不仅需要勇气和坚毅，而且还需要自知之明和谦卑。
20年过去了，我开始研究一些企业领袖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他们领导公司实现了从优秀到卓越的蜕变。我发现了一种我称之为“窗口和镜子”的有趣模式。当问到为什么能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时，这些企业领袖指着“窗口”，说完全是运气和他人努力的结果。有一位首席执行官这样告诉我，他的公司之所以能获得成功，80％可以归因于“风向”。但是当我指出，其他企业也面临同样的环境，为何不能取得成功时，他回答说，“也许我们的运气比他们好。”然而，当我问到他们一路上所遇到的挫折和失败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指着“窗口”，而是站在“镜子”前说，“我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失败的企业领袖总是将企业的失败归因于外部的竞争、经济和市场环境，而当取得任何成就时总是不忘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个人。
回首20世纪90年代，多少人因历史罕见的大牛市而大发其财。企业的CEO们看到公司的股价正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因此他们十分慷慨，奖励自己大量的股权——似乎这一切都是他们带来的。网络公司的精英们以为自己是常胜将军，因此他们公然藐视“地球引力”，挑战商业之本，置赢利能力于不顾。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夸耀自己的智商，因为他们手中的股票出现了大幅升值。风险资本家以为自己比沃伦·巴菲特更聪明。然而有一天，股市终于崩溃了，企业CEO们纷纷从神坛坠落，网络公司消失得无影无踪，投资者发现自己的养老账户重又回到最初的水平。这一切，都源于我们误将运气当能力。
在我攻读MBA时有一位教授，名叫罗伯特·博格曼。他向我灌输的思想是，商业和生活中最危险的东西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不知道所以然的胜利。他说，成功将遮盖你的判断力。我们需要自知之明，需要谦恭。我在研究中发现，最优秀的管理者不仅没有把这种思想看作是弱点，反而看作是自律。“也许我们只是比其他人更幸运，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自律，从而使自己更加强大，这样即使运气用尽也会安然无恙。”
当然，谦恭不是实现卓越的全部，还有意志。不怕落败的意志。今天攀登未来的意志。区分概率与结果的能力。挑选合适伙伴的能力。有时，我们还需要积极进取的毅力——即使成功的概率很低，失败的后果很严重。具有一定登山经验的人最终明白，运气只是生活中一个因素，我们无法控制所有结果。终身与大山为伴的人更明白，运气并不可靠，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磨炼自己的能力，随时应付运气用尽的那一刻。
攀登CynicalPinnacle岩壁距今已经有25年了，然而攀岩在我生活中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就在我洋洋洒洒地写下以上感受时，我正在赶往FirstFlatiron的路上。如果天气转坏或者飞机误点，那么我就在家里的攀岩馆练习。不管你如何分割我的运气，我依然是一个十分幸运的家伙。但是，每当回想起CynicalPinnacle的经历，我就会提醒自己一位伟大的诗人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如果一个人过于相信自己的运气，那他一定是傻瓜，尤其是当他已经得到太多眷顾的时候。”
二、巅峰表现：在高山上领导团队
没有领导者的团队
斯泰希·艾黎森
我们离她如此之近。蜷缩在阴暗的雪洞，我们距地球之巅仅3500英尺之遥——用不了两天时间我们就能登上珠穆朗玛峰嶙峋的北峰。
但我们只是躲在雪洞中，并未继续攀登。现在已是秋末时分，冬日的寒风也已经光顾——没有人知道它会持续多久。我坐在睡袋里，大腿上放着杯热咖啡，暂时忘却了海拔25500英尺处感到的揪心的生存压力。我可以想象外面肆虐的暴风雪开始逐渐平息下来。我甚至可以让自己相信：当黎明来临时，我们不需要就此返回。但是这一切并不容易。
多年以来，我一直梦想着能在世界之巅留下脚印，现在一切似乎正朝着这一梦想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多年的梦想、数月的计划、数以千计的美元、一些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的资助、七周的攀登，以及我们的声誉。不管别人怎么说，攀登珠穆朗玛峰这件事本身只有两种结果：要么登上顶峰，要么回家解释攀登失败的原因。我们必须登上峰顶，因为我们付出太多已不能放弃。ㄨ米ㄨ花ㄨ书ㄨ库ㄨ ；__
但是在我内心最深处，尽管不愿意承认，我知道25500英尺的高度也许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我们登山队由5位女士、10位男士组成，没有请夏尔巴人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作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攀登之旅的，所以我们并不在意谁做领导，谁做追随者。公司生活中需要等级制度，但登山不需要。我们因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成为第一批登上世界之巅的美国女性。但是，最终导致我们失败的正是此前从未认真思考过的领导问题。
没有领导者的团队
斯科特·菲舍尔已经获得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通行证。作为“山之狂”旅游服务公司的所有人之一，斯科特于1987年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文，开始了传说中的征服珠穆朗玛北峰之旅。
在获得通行证后，斯科特就担当起探险队领导者的角色。他根据在策划和实际攀登中表现出的不同能力精心挑选队员组队。斯科特和他的商业伙伴韦斯·克劳斯都是身经百战的向导。同样经验丰富的还有队员伊弗林·李斯、里克·怀亚特、梅丽·鲁尔苓和麦克·格拉博。丽兹·尼克尔拥有一家食品店，因此她担任我们的食品总监。债券交易商贝尔克和本·托兰德（他是户外装备生产商SierraDesigns的营销经理）担任我们的营销总监。我则因为自己的建筑生意成为装配总监。矫形外科医生大卫·布莱克同意为我们提供医疗服务。刚从医学院毕业的米米·斯通将作为我们的后备人员。任何一次探险若没有自己的律师都说不上是完整的，我们队就有三名律师，分别是鲍勃·麦康奈尔、彼得·古德曼和乔治·希温克。所有人和斯科特都是好朋友，这一层关系增加了我们团队的凝聚力。
当我们还在西雅图筹备此次攀登时，我们就已达成共识：赢得赞助的最佳卖点是将第一位美国女性送上地球之巅。当时世界上已有六位妇女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但她们都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这个卖点获得了一些公司和美国公众的全力拥护。我们成功地筹集了25万美元，并获得了价值3万英镑的装备和食物。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在远征的最初阶段，没有任何凶险可言，斯科特显然是我们中的领导者，而且干得非常出色。他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特长和性格分配各自角色和责任，使每个人专注于自己的任务。我们建立了精细的体系和开放的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