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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是一座世界最大的“大学”。香港知名商人、中策投资公司总裁黄鸿年在小的时候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在“社会大学”里却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对他后来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1961年10月18日，黄志源和黄鸿年兄弟俩登上远洋巨轮，挥别了家人。一个星期后，兄弟两人在广州上岸，11月初抵达北京。不久，老大被安排上高一，黄鸿年则被送到小学插班念六个月六年级，先熟悉环境、打好基础，然后才到汇文中学继续求学。
不过，黄鸿年真正在学校求学的时间其实并不多，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社会大学”的学习实际的人生经验。黄鸿年在内地一住就是整整10年，而这10年刚好是新中国最动荡的时期。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时，黄鸿年正在北京汇文中学念高中二年级。
该年8月及9月，毛泽东三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万头攒动、斗志高昂的红卫兵的敬礼和高呼时，跟随着人群的黄鸿年也在现场，成为这段惨痛历史的小小见证人。
“突然不必到学校上课，再不必做功课，大家都好高兴。”黄鸿年回忆说，“由于我是属于有海外资产阶级背景的黑五类，在天安门时也只能站在后面远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校停课期间，黄鸿年就跟随着学生大队展开两年的大串连，乘搭火车、公车及轮船到中国的天涯海角，然后又在山西省南部的一个名叫太阳公社插队一年当职业农民。
在一穷二白的农村里，黄鸿年和来自五湖四海10位青年，共挤在一个面积只有80平方尺的小房间睡觉，房里的空间刚好可放下床铺；惟一的公厕设在屋外，冬天内急时上厕所那种全身被冻僵的苦滋味，很难受也很难忘。
在深达百多公尺的老井打一小盆水，往往要花上5分钟，黄鸿年至今记忆犹新，他表示：这盆水我须先用来洗脸抹身，然后用来洗头，最后再用来洗脚，所以是“一水三用”。
“当时我们每天的菜钱是两分钱，刚好可以填饱肚子，过年时才能吃到肉，不过每个月我会设法回北京一趟，那时我父亲还定期汇钱给我，我可以在城里吃顿好的，补补身子，在北京饭店吃碗热烫烫的馄饨只需一块人民币，一个全套西餐也只是三块人民币。”黄鸿年说，“可是这已不再是物质上的问题，而是精神上的空虚和绝望，使人难以忍受下去。”所以那段日子何止是“清苦”，其实简直是“千辛万苦”。
在印尼望加锡时，黄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黄鸿年也非娇生惯养之辈，可是家境总算是渐渐好转，属于“中康”阶级，还好，在中国的日子即使再苦，他也熬得住。黄鸿年在汇文中学的老师徐绪标就回忆说：“黄鸿年那时根本不像富家子弟。很能吃苦，富有正义感，好打不平。原本华侨子弟毋须上山下乡，但他主动报名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
回想当年停学下乡干活、向无产阶级的农民和工人学习，黄鸿年有无限感想，他说：“当时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是在浪费青春，我大有怀才不遇的感叹，我的中学校长自杀身亡给我的打击尤其大，我的理想和希望全破灭了。于是，我开始思考，可是越思考心里越矛盾，也越难受，挫折和痛苦久久无法挥去。”黄鸿年最后决定带着千头万绪的心情，离开无时无刻不在批斗的神州大地。
“1970年，我写信给周恩来，热切表示我要尽快回到印尼。几个月后，当局批文发了下来，当时‘文化大革命’正推向另一个高潮，没有人可获准离开中国。我不知道我在那时候是不是惟一一个获得特别批准离开中国的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能获准离开的人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是极少。”黄鸿年说道。
1970年离开中国时，黄鸿年也曾深深后悔把人生中最宝贵的10年就这样给浪费了。不过，今天他却有个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说：“现在回想起60年代在中国的那整整10年，我觉得不但没有浪费，反而是我日后重返中国大展拳脚的无形的宝贵资产。”
白白的“浪费”转变成千金难换的“资产”，看来只是一线之隔，而这个大转变的最大推动力，就是来自中国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把僵化多年的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为海外华商带来了无限的商机，而在文革时期高举毛语录、高唱革命歌曲、跟随大队下过乡的黄鸿年，日后重返中国经商，建立人际关系时，他所处的优势自然会比没有这类特殊背景的人强得多。
其实，那个时代的大串连，就好像是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大大扩大了人生的接触面，了解了民情民俗，经过这么一个大时代、大动荡的人，他们所吸收到的知识，是学校课本所无法学习到的。黄鸿年就这样表示：“现在中国的各级领导都经历过这个大时代，我们都有共同的时代背景，也有着共同的感触，因此谈起话、做起事来，大家可以取得共鸣、共识，也比较容易沟通。”
他说：“我经常形容中国是一部无字天书，必须细心地接触，才能有些体会和了解。在中国的10年里，我感觉我一直是在社会大学上课和磨炼，这种特殊的经历和难得的经验，使我日后对各项问题的看法和处理，都会比一般人来得敏锐和全面。因此，我虽然没上过大学，可是现在我却经常受邀到大学讲课，原因是经过在中国的10年磨炼和反复思考，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分析可能比教授、学者还要深入和全面。”
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许多高官，是和黄鸿年同时代的人，共同的经历和语言，使他们很容易产生共鸣，当“中策现象”在神州引起争议时，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都有人站出来，肯定“中策现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和贡献。
因此，黄鸿年虽没上过大学，1994年却被天津市南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被浙江大学聘为顾问兼职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月薪1080元人民币，属中国一级教授的待遇。同年成立的中国竺可桢教育基金会（香港）也委任他为第一任会长；1996年，浙江大学颁授他为该校名誉教授。此外，自1993年起，黄鸿年先后被西安市、锦州市、合肥市、烟台市、杭州市及宁波市聘为经济顾问。
这一切都说明了经过“社会大学”多方磨炼的黄鸿年，其宝贵的社会经验，已得到社会的肯定。
□找到提高学习能力的技巧
拿破仑是位军事天才，但他的天才是刻苦求知得来的，他自幼奋发攻读，酷爱军事。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等知识，无所不学，他对圣经、古兰经等也有兴趣。拿破仑一生经过大小战役近60次，每次他都要带上相当多的图书资料上战场，被称为随军图书馆。拿破仑总是利用战争间隙读书。拿破仑还阅读过《孙子》。他远征埃及时，随身携带的历史著作就达125卷。他好学求知，也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军队中大量吸收有知识的人为之服务。拿破仑被誉为“战争之神”，与此不无关系。
作为企业之“将”，应具备较为广博的知识，足智才能多谋，多谋才能善断，善断才能致胜。美国管理大师泰勒说得好：“具有丰富知识的人，就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和独立的见解。”
一个印度搞饮料的企业家对“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人说：“你必须要找到在印度做可乐的方法，你才会成功；如果只是将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做可乐成功的经验拿到印度来做的话，你一定会失败。可口可乐公司对此观点非常赞同。可见哪怕是创造可口可乐这样一个有价值商标的企业，假如不再学习，不再开拓新市场的话也是不行的。
那么，应该如何提高学习能力呢？
1．主观的积极努力
在一次英语讲座中，一位听者问讲演者：“现在，《疯狂英语》在各高校相当流行，你能谈谈对《疯狂英语》的看法吗？”讲演者笑着答道：“《疯狂英语》我也看过，我并不想具体地评论这本书的优缺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疯狂英语》好就好在”疯狂“二字上。要想学会英语，先理解”疯狂“二字，是让自己”疯狂“起来，疯狂地去学它，这样你才能有一定的收效。如果你在学习英语时能投入一股疯狂的劲，什么书你都一样能学好。所以说来说去，归根结底最终还是得靠你自己。”
听了这段话，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