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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1932年最黑暗的日子，美国人依然坚信民主程序，这是人民满怀希望的习惯，是他们对“外国”煽动者的不信任。当美国公民渴望改变的时候，他们所指望的，必定是投票箱，而不是肥皂箱①。在不同的地方，在几个工业中心，不满在锅盖之下慢炖着：比方说，有工团主义背景的西雅图以及该市的失业公民联盟在1932年的活动；或者，城市信用达到枯竭之后的底特律以及开始浑水摸鱼的查尔斯？E。
库格林神父。但是在别的地方，人们以坚忍的意志接受了同样糟糕的处境。
在纽约市，无家可归的人睡在地铁车站。1932年，在中央公园一个废弃的蓄水池里，一个被称做“胡佛谷”的著名的本地居民点在那里繁衍生息，这里的居民以变质的面包和市场的垃圾为食，他们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被空了一半的摩天大楼所围起来的曼哈顿的剪影。在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市（那里的炼钢平炉最近因为一家重要工业企业的进取精神而点燃），数以百计流浪汉挤在市政垃圾焚化炉所在的建筑里取暖。全国各地都有人住在废弃的工厂、侧轨上的货运车箱或者用废木料和敲扁的易拉罐所搭起的棚屋里。拖家带口的无家可归者往往聚集在市郊，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这些人都是没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到1932年夏天，很多社区把公共土地交给失业者作为小农场或菜园来耕作种植。例如，在印地安那州的加里市，有两万家庭在该市借给他们的土地上给自己种粮食。
尽管官方反复保证，不会让任何人饿死，但在纽约市，1933年已知的死于饥饿的人至少有29个，而在全国各地，据报告，1934年之前有110个这样的死亡实例（主要是孩子）。而死于疾病、意外事件和整体崩溃的受害者则远远要多得多，就最后一种情况而言，饥饿是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在1928～1932年间，费城的公共卫生中心所诊断的营养不良的病例增长了60％，尤其是在6岁～16岁这个年龄段。牛奶、鸡蛋和新鲜水果消费的急剧下降，十分清楚地显示了佝偻病、坏血病和糙皮病的相应增长。在纽约的一家健康中心，公共保健护理全国组织报告，营养不良的患者从1928年占患者总数的18％，增长到了1931年的60％，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玉米粥”如此长时间地是南方贫穷白人的“毒药”，如今，其他地区新增穷人的食物在营养不良上可以与之相匹敌，他们以面包、马铃薯和豆类为主食，加上一个礼拜来点卷心菜，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自然，餐馆经理常常会捐赠一些残羹剩菜，面包师捐赠他们的变质面包，水果蔬菜批发商则捐赠他们的过熟产品。在下东城，卡车司机偶尔会从车上掉下一箱桔子，并假装对散落一地的水果一无所知。恶化的极致是吃垃圾，很多城市都有过这样的行为。1932年，一帮调查芝加哥贫民窟的人描绘了这样一幕：“在正卸下垃圾及其他废弃物的卡车周围，大约有35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卡车刚一离开垃圾堆，他们所有人便开始用棍子（有些人干脆用手）去挖，抓住零零碎碎的食物和蔬菜。”
大萧条所带来的烦恼和挣扎，让少数人承受了无法忍受的后果。1930～1932年间，公立医院中因患精神病而住院的人数，年增长率几乎是1922～1930年间的三倍。当然，这一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和私立医院没有能力照料精神病患者。但在纽约州，每10万人口当中精神病患者的数量在1932～1933年间记录了一次急剧的增长。
然而，在股票市场崩盘之后，人们预料自杀率将会有惊人的增长，但这并没有得到事实的佐证。1929年10月和11月，纽约市只报告了219例自杀，而在1928年同一时期则有223例。但全国的年自杀率（1929年是每10万人14例）却稳步增长，1932年突破最高纪录（），然后逐步下降到了1936年的。
很显然，对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冲击，男人的感觉远甚于他们的妻子，自杀主要集中在经济天平上的两个极端（尤其是地位较高的那一端），社会地位的从高到低所导致的自杀，常常更甚于穷困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萧条的最后指标，不得不用公费进行安葬的死亡，1931年的数量是1929年的三倍多，达到了大约1∶10的比例，而在乡村地区，自备棺材的数量倒是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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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百日新政（1）
尽管人民已经表明了他们对变化的渴望，但4个月的新旧交替的间歇期里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党派间的争吵在授权生效之前便已渐次平息。这就是《宪法》所规定的缓慢而庄严的节拍，这段空位期，就好像是美洲之鹰的力量暂时屈服于跛鸭那滑稽可笑的软弱无力。这注定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这样的间歇期，因为，“第二十修正案”（1932年3月2日提议，1933年2月6日批准通过）规定，从今往后，任期届满的国会，其生命在1月3日结束，而卸任总统的最后期限则定在1月20日。
秋冬两季早已让夏天萌发的几粒复苏的蓓芽枯萎凋零。10月，随着商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再一次萧条，民主党人便责备胡佛的“恐怖竞选”；当这次落潮在大选之后继续低迷、并持续了整个冬天的时候，共和党人便反戈一击，把它归咎为人们担心罗斯福的就职。任期届满的国会拒绝承担重大责任，他们的继任者则急不可耐地拥挤在大门口。罗斯福拒绝与胡佛合作，联合发表关于战争债务和“可靠”货币的声明，一心在他的金库旁边玩牌，拒绝牺牲未来的行动自由以取悦他的前任。政治上的反唇相讥密集地你来我往，而等待领救济的队伍却越来越长，救济之桶的底部被一刮再刮，国家的银行体系开始了它最后的向灾难俯冲。
从1930年初到1932年底，总共有773家国有银行倒闭，涉及存款超过7亿美元，另有3；604家州银行——这些银行的资金链更脆弱——破产，涉及存款超过20亿美元。在这些年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装甲车冲向受到威胁的银行，在持枪警卫的守护下，卸下它们的钱袋子。
全国各地的存款人都处在焦虑不安的情绪中。老的银行业务的进一步恶化和适度联邦监管的缺席，大萧条所带来的紧张不安和关于日渐迫近的未来的谣言，导致了一波又一波提款浪潮。大批手里拿着现金的惊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于储存和藏匿——放进保险柜、箱子、白铁罐，甚至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洞——或者索性把现金寄往国外。结果，胡佛在1932年初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反藏钱运动。然而，流通货币继续严重不足，以至于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几个南方城市，像里士满、诺克斯维尔和亚特兰大——在这些地方，每当危机出现，分离主义的思考方式总是甚嚣尘上——开始印刷自己的货币。这些钱用来给市政府雇员发工资，并提供一种特殊的钱给失业者去购买农民的剩余产品，通过这种办法让他们能够活命。胡佛在职的最后两周，财政部估计，大约有亿美元退出了流通，正统的共和党人都悲观地看待“美元的逃跑”，以及卡特？格拉斯参议员的拒绝出任罗斯福的财政部长。
第一个全面崩溃的清晰征兆早在1932年10月31日就出现了，当时，内华达州的副州长宣布，银行业休假12天，以挽救一连串的本地银行。在冬天的晚些时候，事情很快就达到了顶点。1933年2月4日，路易斯安那州开始了银行实际上的暂停营业。10天之后，密歇根州州长宣布给银行业一个类似的喘息机会，到3月初，阿拉巴马、加利福尼亚、爱达荷、肯塔基、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等州纷纷步其后尘。储蓄银行，在享受大萧条早期阶段的非凡声望之后，如今也承受了破坏性的逃离。一家接一家机构到纽约的货币市场上寻求它的平衡。3月4日星期六，总统就职日的一大早，赫伯特？H。
莱曼州长关闭了纽约的银行，其他的地方很快也屈服了。在大厦将倾的紧要关头，三年来一直在勇猛地（即便有时候是笨拙地）跟这场危机作斗争的胡佛总统，眼睁睁地看着国家银行体系在他即将离开白宫的最后时刻，呼啦啦分崩离析，在他的耳畔回荡着崩溃的轰鸣。
这周周末，以及接下来的一周，人们目睹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来宾们陷入了没有现金的困境。在盐湖城，摩门教徒们准备发行可在本地流通、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纸币。在帕萨迪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