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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带着这种精神，美国制造商协会指责1935年提高遗产税和赠与税、增加5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所得税、开征累进制企业所得税的立法是滥用联邦权力，“惩罚节俭和成功”。另一个虐待狂式的压力——这些批评者是这样解释的——随着1936年的税收法案而出现了，该法案设立了一项“未分配利润税”。如果没有这些储备金，没有这些痛苦呻吟的经理，扩张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大声疾呼导致了后一届更有同情心的国会让这项税在1939年终止了。新政参与者们辩护说，这些征税是建立在支付能力的基础上的，而那些胆子更大的人则坦率地声称，征税不应该仅仅用来获得收入，还要用来重新分配财富。许多州和有些城市很快就效法华盛顿所树立的榜样，纷纷加入到收税和花钱的行列当中，导致每年的政府开支——联邦、州和地方的——从1929年的110亿美元增长到了1938年的170亿。跟联邦资金配套的强烈诱惑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像新建的校舍、医院、公园、运动场、下水道系统和公路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而且，地方的失业负担也减轻了。就各州的情况来说，对来自其边境之外的商品所征收的“保护性关税”增加了，而所得税也在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州采用了这一税种。尽管累进所得税比联邦所征收的要少得多，但也足以在1939年带来3亿多美元的收入。
最重要的革新是营业税。这一税种是西弗吉尼亚州在1921年引入的，一直没有仿效者，而艰难时期到来后有21个州在1930～1935年间采用这一税种。少数自治市也跟着效仿。例如，到30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纽约市的营业税每年所带来的收入将近6；000万美元。诸如此类的税收，对穷人的负担比富人更重。据估算，一个年收入1；000美元的劳动者，要花掉其收入的将近61％用来购买那些征收营业税的商品，而一个百万富翁可能只需花1％的钱购买这些商品。因此，作为一项联邦政策，这一计划在受到商会和银行家协会青睐的同时，却没有得到罗斯福的支持，国会的支持也很少。
随着全国禁酒令的废止，各州附带恢复了一个丰厚的收入来源。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北达科他及5个南方州都选择暂时保持禁酒，15个州使卖酒成为州专营，尽管其中7个州允许私人在规定条件下销售。新政时代的最后几年见证了地方法律不断延伸的网络。对酒精饮料征收的高额税收——由联邦政府和渴望资金的州政府征收——大大提高了合法商品的价格，以至于相当可观的私酒交易依然在继续。公众的意见和州法律都认为酒吧和酒馆的古老惯例是非法的，以支持专卖店、药店或杂货的的瓶装销售，而公开上酒成了鸡尾酒会、露天花园啤酒店、夜总会和酒馆的职责，在这些地方，人们是坐着（而不是站着）吃喝，男女两性的同时出现，至少给美国人的喝酒习惯带来了明显的改变。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6）
多亏了从联邦禁酒到州管制的转变，酒的消费变得不那么疯狂了，对健康也不那么危险，但在工人阶级当中，在那些不喜欢鬼鬼祟祟和麻烦的人当中，酒的消费肯定是增加了。无论如何，美国人民对这一变化继续感到满意。1937年末，《财富》杂志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七分之一的男人和三分之一的女人赞成回到全国禁酒。
各州在福利立法上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例如，工人意外伤害赔偿法，20世纪初叶就在各州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支持，到四十年代，在新政及其哲学的刺激下，这些法律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仅1937年，就有38个州的立法机关修订和放宽了他们的法律，增加了意外伤害和死亡的抚恤金，缩短了等待时间，扩大了覆盖范围，扩展了职业病的定义，放宽了住院、看护、牙科、修复手术和康复的规定。工薪税还被用来为州社会保障体系筹集资金，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
与此同时，联邦权力机构的势力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们如今期待政府为它的公民做那些此前的美国政府从未做过的事情。这种对新的权力的僭取，尽管对保守派极端分子来说是令人不快的，但事实证明，同样让激进派极端分子不快。直到1935年，斯大林决定共产主义者与全世界的自由主义者组成“统一战线”，他在美国的追随者才开始对新政发起猛烈的进攻。
总统的航线是“中间略微偏左”，试图调和世界社会主义和国内经济不满的风向，他认识到了坚持中间路线的必要性。在新政立法计划扎扎实实地完成之后的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指出：
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不同，在美国，我们坚持我们对个人奋斗和利益动机的信念；但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必须连续不断地寻求改良的实践以确保合理利润的持续，加之科学的进步、个人的积极性、小人物的机会、公平的价格、适当的工资和连续的就业。
他的任务异乎寻常地棘手，不仅要把传统与社会进步协调起来，而且还要在紧迫的压力下起草高度复杂的计划，维持复兴与改革之间的平衡。仅仅是给经济这台水泵注水、以便让经济之水通过商业和金融的渠道再次流淌起来——即使这事能做成的话——看上去似乎像在改革派的狂热中完全忽视复兴一样可疑。在实践中，新政——远远超出紧迫的救济任务——调动了其最早的巨大努力，致力于复兴，加上帮助工业的蓝鹰，以及帮助农业的AAA。1934年，罗斯福对一个社会计划者委员会说：“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经济体系运转起来，这样才会有更大的总体安全。我深信，我们抱着增进个人安全的目的所能做的每一件事情，也是对复兴的刺激。”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在心里盘算着这两个目标，但在这一阶段，复兴摆在了前面。
1935年被证明是新政急剧转向改革的枢纽，就好像罗斯福相信复兴已经得到确保，或者认为进一步满足大企业已经没有希望了。NRA的垮台，增加了总统的烦恼，来自自由联盟的人身攻击，大概也扮演了某种角色。他的政敌们把这一变化解释为一种获取选票的策略，目的是角逐1936年的竞选——在这场角逐中，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也有一笔赌金——要么就把它解释为一个花招，目的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在复兴国家经济上的糟糕表现上转移开。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1935年通过的社会立法，比美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年都要多，包括：国家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财产税法案、公共事业法，以及有史以来最慷慨的救济计划——“公共事业振兴署”（WPA）。
对数百万的老百姓来说，公共事业振兴署很快就成了山姆大叔作为朋友、供应者和雇主的人格化符号。“我为我们的合众国而自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佃农声称，他跟家人一起住在一个只有一间房的加油站里，“每次听到《星条旗永不落》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的喉咙在哽咽。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足够的见识能想到WPA及所有其他机构。”为WPA工作带有它自身的适度的尊严，因为它既不意味着嗟来之食，也不仅仅是打扫落叶。实际上，很多丈夫失业的妻子很快就开始这样说：“我们不再接受救济——我男人在为政府工作。”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7）
这家机构给低收入工人与政府的关系带来了引人注目的改变。跟州政府负责执行的FERA不同，WPA在被雇佣者与华盛顿雇主之间建立了一种友好的关系，而且，它很快就认识到了地方政府与联邦权力机构之间的区别，就公平和效率而言，后者似乎更高一筹。而且，尽管这一计划也有缺点，但它在心理上的效果，大大有助于证明WPA官员所宣称的目标是正确的：“帮助人们昂起头、挺起胸，手里不闲着。”在1939年由WPA建成的纽约世博会大楼上，镌刻着这样的题字：“工作是美国对数百万无所事事者的需求的最好回答。”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工作的权利成了美国政府的基本保证之一。
WPA在1935年夏天的出现，标志着工作救济与直接救济的分离，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后者如今被交还给了各州和地方当局。到1939～1940年，大约有四分之三的直接救济支出是来自各州的基金。这一时期的200万受益人——家庭和单身人士——当中，有很多人不如在老的FERA体制下过得好，每个家庭每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