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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英国政府将钢铁、煤炭、通信、电、煤气、自来水、铁道公司等大部分国有企业转卖给个人进行运营，使这些部门75％的公务员转变成为民营企业的工作人员。
不过，英国政府并没有无条件辞退公务员，而是确保这部分人能够伴随政府事业向民营化转移，在民营企业实现再就业。即，将其转向更具竞争力的部门。
随着英国政府对改革的不断推动，公务员从早期的73万名精减到50万名。不过，在英国的改革过程中，也曾出现因公务员的*，导致街头垃圾成堆，甚至连葬礼都无法办理的困难局面，公务员的利己主义再一次*裸地表露出来。但是，这些事情并不足以成为其阻力，改革很快就迎来一个快速发展契机。
高兹沃斯女士主导的“Next Steps”，引进了行政服务事业所制度和市场测验等新的改革措施。行政服务事业所制度是把行政执行功能与政策立案功能分离后实行民营化管理的一种革新方案。通过合同制招聘的事业所长在人事、预算等方面拥有独立的裁决权，并且直接负责效率和生产率的提升。
通过这一制度，高兹沃斯女士将领取驾驶证的等待时间从13周缩减为6周，发放护照时间则从周缩减为8天。而韩国利用部门之间的电脑网络共享，在申请护照后，24小时之内就可以拿到护照。这方面的行政效率韩国高于英国。
在刚着手进行改革时，英国正面临因福利费超支而带来“英国病”的困扰。而且，大伦敦议会（great london gcouncil）在有效的市政管理方面暴露出很多问题。
英国行政改革的特点和成功的秘诀是……并未确立概念性的综合计划，而是步步为营地进行改革实践。
例如：1979年英国政府开始研究如何提高政府组织内部效率的问题，1982年则制定了财政管理方案并进行财政改革，1988年引进行政服务事业所制度，而在1991年制定了国民宪章。
改革事业的成功，需要严格的管理制度。英国以三个月为单位，制定了一定的检查标准审查改革的推进情况。另外，他们不仅通过书面资料了解改革状况，还委派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实。
高兹沃斯女士强调“如果不首先进行政府改革，社会改革或经济改革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公共部门的革新，在所有改革中最为重要。”同时，她又指出“行政改革最大的敌人是重视不必要的过程和步骤的官僚主义，国有企业民营化和行政公务员数量的缩减是改革中必需要施行的措施。”
改革初始，一定会有部分行政部门产生动摇和表示反对。不过，当改革进入正常轨道后，公务员的热情将空前高涨。例如，对于中央政府的单方面指示，英国公务员时常会产生挫折感，但是通过改革，工作人员在获得自由裁决权后，情况会立刻随之好转。
面对韩国目前的状况，她认为“IMF可能是进行改革的良好机会，是成就非常之事的一个契机”。她又指出“不要只制定不切实际的宏伟改革方案，在小的层面也要实施改革措施，要让民众或公务员感觉到有一定的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
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不同，英国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复兴，重新崛起。最近，很多年轻法国人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遇前往英国。因为英国通过行政改革，将和谐活跃的社会气氛与工作气氛融为一体，为工作人员提供了更有利的发展机遇。
高兹沃斯女士指出“改革的成功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应循序渐进，要通过社会成员的态度转变持续进行”。英国政府改革的完成，事实上也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
英国是政党之间利害关系复杂、离合集散比较严重的内阁制国家，某些总理的任期甚至不足一年。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撒切尔夫人的任期长达11年，继任首相梅杰的任期也有五年，保守党执政了17年之久。
劳动党出身的托尼·布莱尔也接受国有企业民营化、缩减社会福利、排除工会对政治的干涉等改革措施，延续了保守党的政策路线。
通过英国推行的改革，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
首先，在缩减臃肿的公共部门的过程中，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一定要保障公务员的再就业问题，降低失业带来的社会风险。另外，通过彻底的检查使得改革取得的成果能够得到巩固，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参考。
但是，韩国没有必要如英国一般采取阶段性的改革策略。因为我们准备引进的责任运营机关制（Agency）或服务宪章制等各种制度，已经在英国得以实施，且其成果和问题已得到验证。所以，在改革初期，我们要强力推进综合性的、更加果断、有效的改革战略。
忘了主人的公仆
让我们做如下假设：在一个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其地方自治团体的负责人送人情，把十亿韩元的税款分配给100名社会名流。
那么，在社会名流人均获得一千万韩元的同时，剩余的地区居民则人均损失一万韩元。问题是，这些社会名流在下届选举中还会支持现在的团体负责人，而剩余的九万九千九百名选民大部分却不知道这一万韩元的事情。即使知道，一万韩元也无关痛痒，所以不会在意。
问题不止于此，因为社会名流的人数较少，所以能够组织有效、严密的行动。相反，其他选民由于人数过于庞大，若使其以一个目标为中心组织起来难度相对较大，并且，其费用也相当惊人。
因此，相对有效的游说活动，只是少数社会名流的专利。并且，这些社会名流和业主会积极参与听证会或相关部门的政策研讨会等政治活动。在决策过程中，他们固执己见且具有攻击性。
因为会议的具体情况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政治负责人或行政当局，以这部分人的意见为中心制定政策的可能性较大，再加上贿赂起到的效果，结果可想而知。
我在任职部长之前，曾参加过以IMF为主题的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一位经济学家简单介绍了“主人－代理人”的经济理论。虽然这一理论只是以常识为基础，但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使我产生强烈共鸣。其理论内容如下：
主人选择或任用代表自己利益的代理人。代理人在宣誓为了主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竭力工作后得以成功受聘。但是，问题是就职之后他又会如何？
就职后的代理人不再代表主人的利益，也不再为主人能够获得最大利益而努力工作，而是在竭尽全力扩大自己的利益，早已忘记主人的存在。一般情况下，主人并不知道代理人的这种行为，即使知道了，出于种种条件的制约，也无法立即驱逐代理人。
例如，国会议员的主人是选举他的国民。他是以代表国民的利益并使之最大化为选举公约被选举出的代理人。但是，一旦其正式成为国会议员，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国会议员将不再为使其“主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而是为扩大自己的利益整日奔波。国会议员的行动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提高下届选举的当选率。因此，他们对于公共推选或地区选民投票等相关活动异常关注，而对于其他的方案则漠不关心。
当然，也有为了主人的权益而兢兢业业的政治家。但是，他们在地方的“送人情行政”或各种利权事业及解决民怨方式等方面却经常遇到各种阻力。
我想，当今官僚的行为也可以用该理论做出解释。官僚的主人也是国民。他们担当代言国民利益并使之最大化的艰巨任务，并以代理人的身份得到任命。但是，一旦其成为官僚，则只会为其升职或继续任职而努力。此时对于官僚来说，国民不再是主人，而是累赘。
虽然这个例子不免有些极端，但却事出有因。我们国家的官僚早已经忘记谁是他的主人。他们只关注上层的动态，却无视国民的疾苦。忘记了他们不愿多看的广大国民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而其上级只是和他们一样的国民代理人。
官僚只顾一己之利而对其所代言的国民利益不管不顾的事例不胜枚举。贪污*、明哲保身、玩忽职守、懈怠等一切问题，都源于他们不再代言主人的利益，而是只关注极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方法很简单，就是制定切实可行的诱导策略使代理人的利益和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