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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我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喜欢把自己，尤其是我们的同事，比做野兽，因为这很好玩，很生动；同时，自嘲（或者是嘲笑老板）也是我们接受坏消息时最佳的反应方式，即使背后我们的反应就像发狂的野兽。基于这个因素，本书将涉及动物世界中极其广泛的领域，从小丑鱼到红翼歌鸫，而并非局限于我们的近亲猿猴。我的观点是人类的行为体现了多种动物的各色行为模式，通过了解差异极大的动物如何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有助于我们对工作生活有一个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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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容的进化（3）
八目鳗鱼
新上任的资深人力资源副总裁（我们通常称之为负责HR的SVP）正在推行新的令人厌恶的劳资关系规则，如何用最准确的动物模式来形容她的这种行为？一个可能的候选答案：潜藏在海底的八目鳗鱼，它有可能通过猎物身上任何一个孔洞进入其体内，在里边住下来，吃光牺牲品的内脏，最后只剩下一具空壳。（你最好不要这么大声嚷嚷，她未必喜欢这个称呼。）
你说叫她黄鼠狼？对于揭示我们职场生活中的怪异本质而言，那显得还不够古怪。
高尚的猴子
如果公司领导属于自我吹捧型的管理者，很多人会深受其害。动物行为研究者恐怕应该向这些受害人一一道歉。（是，是，非常抱歉。请取一个号码排队等候接受我们的道歉。今天的队伍长度仅为1万英里。）来自原始丛林和热带大草原的理念对大公司的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自然历史学的观点会对研究工作场所中的行为有所帮助，假如我的这个看法正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吗？
悲哀的是，事情往往并非如此。
问题之一是，科学家也是人，他们在自然界中的发现常常是他们头脑中的理论和禀性驱使他们去寻找的既定成果，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此外，即便是最好的生物学理念，经过层层筛选过滤，最后传到公司高层和公司员工的耳朵里时，也会变得支离破碎，词不达意，说不定会被扼杀掉。
如今，对许多商界人士来说，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中，他们只在乎一句话——“适者生存”。其实这话也并非达尔文发明的。当公司高层管理者的薪水像坐高速电梯一样快速攀升时，当低级员工被丢进地狱时，这句话常常被人引用。（达尔文是从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那里借用的“适者生存”，但他不认同反社会的行为，而且还讽刺那些做出这类行为的人。“我曾在曼彻斯特的一份报纸上看到过一篇相当不错的杂文，”他在给同事的一封信中写道，“那篇文章竟然说，由于我证明了‘强权就是公理’，因此拿破仑是正确的，每个奸商也都是正确的。”）
公司主管就是无情的掠夺者，到了20世纪中期，科学界更加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观点。很多生物学家将人类的远古祖先描绘为残忍的、嗜血的杀手，虽然他们自己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恐惧。很多大学生都读过《攻击与人性》（On Aggression）。康拉德·洛伦兹在这本书中认为人类生来具有暴力性。即使他们没有读过，他们也能从《苍蝇王》中看到“猿猴杀手”的思想体现，这本小书描写的是一群海上遇险的男学生流落荒岛，蜕化成部落野人的故事。大学生们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片头也会看到此种场景，该片开头是一个浑身长毛的人类祖先杀死他的敌人，并将他带血的武器——一根骨头，扔向空中，这根骨头翻着跟头穿越时空，魔术般地变成了一个太空站；因此，似乎人类的所有成就都是建立在我们内在的暴力本性之上。这种潜在的信仰一直持续到今天，众多公司高管、管理顾问，甚至政治家都在摆猿猴杀手的全部姿势，抱着胳膊，抿着嘴唇：别胡说八道，我就是猴王，不是随便说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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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基因
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一个生物学概念比“自私基因”被更广泛地误解或是更具破坏性影响。牛津大学的进化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76年出版了一本著作，标题就用了这个令人迷惑的词。他认为人只不过是基因的产物，基因之所以能延续下来，是因为具有残酷的竞争性，就像芝加哥黑帮一样。
这个标题只是一种比喻。显然基因既不自私也不慷慨，它们没有倾向性。道金斯只不过想说基因的基本功能就是尽可能多地复制自己繁衍后代罢了。他从未鼓吹自私是实现目的的最好手段。“让我们提倡慷慨和利他主义，”他在书中写道，“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自私的”。
我们与生俱来就自私的观点，如同适者生存的观点一样，有种直观的逻辑，一些人也乐于利用它。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就鄙视贸易商人和其他类型的商人，称他们是唯利是图的自私鬼。在被否定了2 000多年以后，商人们突然说：“噢，这样啊，你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过去的20多年发生了一些非常怪异的事，”牛津大学管理学教授约翰·凯（John Kay）在1998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以前只有那些憎恨商业的人才会谈商业的自私性——这个令人讨厌的特性，现在商界人士自己也热衷于谈论这个特性了。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否认自己动机的自私性，利益的狭隘性，行为的手段性。他们时常声称商业活动的目的就是利润。”凯没有责备他在牛津大学的同事道金斯。其他人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好责备的，特别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1970年声称，“商业界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自己的利润。”但是，弗里德曼只是说出了人们期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说的话。
道金斯是个生物学家，尽管非其本意，他却给工商界人士提供了一个理由，让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自私不仅是从经济利益上考虑，也是人的自然属性。但这其实违背了道金斯的初衷。既然这是人的自然属性，为什么要羞于这种行为呢？
其实，何不将它推到所有可能的荒谬极点？何不让泰科公司花钱给CEO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的妻子在撒丁岛举办一个生日聚会，让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尿出纯正的伏特加？何不将世通公司变成伯纳德·埃博斯个人的小猪存钱罐？在这种狭隘的、极端利己的思想下，美国的一名播音员，一个自封为“自由媒体的灾难”的家伙，曾鼓吹美国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自私的贪婪对人类的贡献超过了特里莎嬷嬷无私的慷慨对人类的贡献。
但是如果人类生来自私的观点是错误的呢？
或许这个说法有点过于乐观。你可以说我们生来几乎不存在利己主义（例如母亲凌晨3点起来哄哇哇大哭的婴儿，就很容易证实这一点），但我们与生俱来的群居、合作，甚至是利他主义的行为，何尝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自私需求呢？这个观点不易被接受，特别对工商界人士而言，他们认为，要想成功甚至是生存，变得“强硬”和“倔犟”是必要的。
坦率地说，我也不容易接受这个观点。当我最终占据了办公室的一角，成为一家杂志的发行主管，手下有30名编辑人员后，我的工作任务就是吹毛求疵，甚至到了生硬粗暴的程度，现在一些老同事还经常善意地提醒我这点。后来我当了作家，这个职业让我变得和普通新闻工作者一样，喜欢使用苛刻的词句、发布坏消息、参与辩论和争吵。我在写商业报道时，内容总是涉及不正当行为。在写自然历史报道时，潜台词又往往是暴力。
作为《国家地理》杂志的供稿作家，我在博茨瓦纳与野狗赛跑，去观察血腥的杀戮；我曾经在塞伦盖蒂平原目睹了印度豹一天之内捕食6只瞪羚羊。这就是我在文章中描述的印度豹一天的生活，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花了3个星期观察印度豹，它们都在阳光下用舌头清理自己的皮毛，四处悠闲地散步。“自然界就是牙齿与利爪间的鲜血”可能不是描述野生动物生活的合适的或代表性的观点，但这正是人们想要看的。同大多数作者一样，我也几乎没有利己的想法，并曾经出版了一本书，献辞是“和你们一起下地狱”。因此可以说，基于我个人的秉性，我不会探寻丛林中或者职场上的合作性因素。但是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