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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多纳圈商店里的生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尤其是，对所有这些混战的男孩子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女孩子主管着这里），但是，唉，我们知道很有可能，而且我们十分明确10年或者是20年以后，在世界上某个最大的公司的走廊里，同样的3个人会进行同样的争斗，而且毫无疑问会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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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休止的争斗
1998年，一起兼并案使花旗集团得以创建，之后，人们开始考虑权力的分配，一位资深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说：“把机关枪准备好。联合总裁们会对胜出者设立障碍，派系斗争将会使人互不信任，而且会毁掉事业。”
戴蒙是完全正确的。联合总裁们，旅行者保险公司的桑迪·韦尔和花旗公司的约翰·里德（John Reed）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冲突，里德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把韦尔赶走，这是新闻记者莫尼卡·兰利所写的韦尔的传记《花旗帝国》（Tearing Down the Walls）①中描述的一场竞争。
同时，戴蒙是韦尔的手下，他不明智地选择了不提拔韦尔的女儿杰西卡·彼波莉维茨，后者是花旗美邦证券公司的一名资深执行官。他还在别人面前批评她。戴蒙是一个银行家，而不是心理学家。即使如此，戴蒙认为即使是涉及到老板的女儿，工作成绩比家庭纽带更为重要，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根本性错误。
彼波莉维茨随后离开了这家公司。此后在花旗集团的最初几个月，戴蒙也被卷入了他自己的权力纷争中。韦尔仍然对他女儿的去职耿耿于怀，他与戴蒙的竞争对手建立派系联盟，和他们站在一边，虽然没有毁掉戴蒙的事业，却也败坏了戴蒙的名声。戴蒙离开花旗去了芝加哥第一银行担任CEO。
这些斗争与制造更好的产品——完美的肉桂多纳圈或是创办一家更好的公司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为了在我们这些灵长类动物心中至关重要的事物而斗争的借口。与他人合作并建立联盟，是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还希望拥有比他们更高的身份、社会地位，更大的支配权和权力。虽然很荒谬，但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为掌权而奋斗，我们追求的是：“我掌权”，“你在我掌控之下”。即使是我们懂得更多，即使是我们使用了辞职这样一种最后的政治伎俩。“讲得好，小子。你们的多纳圈法则，我辞职。”
当参与者不选择辞职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重要了。例如在第一银行，杰米·戴蒙证实了自己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财富》杂志写到他在一家公司的赛前动员会中高调登场。在台上，他喊道：“我怎样评价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恨他们。我希望他们流血。”接着在2004年，第一银行与J·P·摩根合并了，成为世界金融机构的领头羊之一，他们组成了一家能够与花旗集团抗衡的公司。这次交易使戴蒙以已选定而未上任的CEO的身份回到纽约。事实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朗：戴蒙所希望看到的流血的竞争者是桑迪·韦尔和花旗集团。“如果他现在还不理解，”戴蒙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那么他最终会理解的。”
管理咨询顾问戴明常为公司内部无休止的派系斗争和政治伎俩感到惋惜。戴明的嗓音洪亮，讲起话来就像是在演话剧，他喜欢讲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个5岁的小女孩去参加万圣节晚会，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直到颁发“最佳装束奖”。根据在巡回演讲中一直关注着戴明的新闻记者阿特·克莱纳（Art Kleiner）的说法，当他讲到那个小女孩和所有其他没有获奖的人含着眼泪回家时，他的声音会降低到如同耳语。“戴明一周接一周地讲这个故事，用嘶哑的、痛苦的呻吟来结束它：‘为什么有人总是会赢？’”
显然，从没有人站起来告诉戴明如下的答案：
因为我们是灵长类动物。
对地位的渴求（1）
塞缪尔·杰克逊——一只体形庞大、有学识的猿猴说：“只要是两个男人待在一起，不超过半个小时，其中的一人就会获得一种明显的优越性。”而这仅仅不超过半个小时。他几乎是完全轻描淡写地在谈人类建立等级的本能。在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中，一群大学一年级男生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研究者给了他们一个必须在15分钟内解决的问题，并以此将他们划分等级。5岁以上的孩子也自发地形成等级，不管有没有最佳装束奖，虽然标准可能是模糊的——谁最强壮，或者最酷，或是最受欢迎，但他们乐意接受划分等级的方式。随着孩子们日渐成长，这些等级依然非常稳定。
当然，作为成年人，我们在职场的等级中也设法谋求一个好的位置。即使只是一个好听的头衔也能满足仅仅有面包吃所不能满足的渴望。在英国的一次调查中，70％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认为他们宁愿放弃一次加薪的机会，也要选择更好的工作头衔——“数据存储专员”而不是“档案管理员”，“食品主管”而不是“端茶小姐”。在20世纪90年代网络公司的狂潮中，一些网络公司中会设置一位CEO，十几位副总裁，以及一位“第一印象主管”，或者称之为“接待员”。美国的一家连锁公司得益于这种内在的地位欲望，为了使受到鼓舞的销售店员在收银机前工作更长时间而无须额外支付工资，他们使用了“培训经理”这一头衔。
难道他们疯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是的。你可能会认为自己没有这种地位欲望。当我是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一个年轻的记者，却早已厌倦了工作的时候，我也曾是这样想的。但当我称自己为合众县新闻部总编辑时我又有了干劲，虽然我一个人组成了我们报纸的整个合众县新闻部，年薪也只有万美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以及经济状况的改善，这种不确定的地位的象征，或许会随着我们沿着经济社会的阶梯不断向上攀爬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但是看起来我们追求这种地位的欲望却在不断加大。
在多数美国公司的高层——顾问们称之为“C级”，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领袖，虽然他们通常会用简称来小心地进行掩饰。一家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经常会包括一位CMO（首席市场官）、一位CFO（首席财务官）、一位CIO（首席信息官）、一位COO（首席运营官，或称为操刀手）、一位CEO（首席执行官，受崇拜的人）。有一个常被提起的故事，说的是一家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会主席上了天堂（显然这是神话故事）后，发现天堂正处于财务混乱的状况，于是建议对其进行财务调整。后来证明这个计划无法实施，因为上帝不肯出任委员会的副主席。
所有这些都是前文提到的那个多纳圈故事的扩充版。我们对等级和地位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似乎重新创造了一个我们在余生中每时每刻都要遵守的高度规则化的等级制度。我们为了谁能够得到最好的办公室、最大的预算额度、最新鲜的黑草莓饮料和其他办公场所中的细微差别而烦恼不已。
“在好莱坞，你必须用好莱坞的方式思考。”一位有名的电影制片人宣称。接下来他极其详细地陈述了那里的制片人的等级：“首先是大电影公司的主要动作片的制片人，其次是获得成功的独立电影的制片人，再次是有名的电视节目的制片人，接着是著名的文艺类电影的制片人，然后是差一些的文艺类电影的制片人，再然后是粗制滥造的电影的制片人，再向后是名人拳击赛的制片人……”
这让我回忆起曾经与博茨瓦纳的一位生物学家一起外出的经历，她向我详细介绍了她正在研究的狒狒群体中的相互清理皮毛的等级顺序，接着她谈及了一个处在最底层的可怜的角色。“那就是鲍勃，”她说，“没有人肯为鲍勃清理皮毛。”
等级制度在人类和其他社会性动物之间普遍存在，因为我们对等级有与生俱来的渴求。每一个孩子最初都是从家庭等级中开始长大的，他们渴望知道父母的意愿，父母养育了我们、抚慰着我们，保护我们不受外部世界的威胁，让我们对他们产生依赖感。随后，我们开始将依赖的情感转移到其他成年人身上，因为他们看起来比我们高大，最后甚至转移到我们的同龄人身上。（高大的吸引力持续着：在一项研究中，《财富》500强公司中半数的CEO的身高为6英尺（约米或更高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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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位的渴求（2）
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在职场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