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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进行长期细致调研的书。事实上，虽然我写这本书已经是几乎五十年以前的事了，仍然没有人试图做类似的事情——不管是另一个大型工商企业还是任何其他承担现代社会责任的大型组织，比如医院、中小学、大学还是教堂。
人们赞誉《公司的概念》开创了管理这门学科和这样一个研究领域。我一直认为它也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它将“组织”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将对组织的研究确立为一个学科。传统的社会学只知道社会和社会团体，它并不知道“组织”。虽然组织具备与两者相同的要素，但组织并不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我在《公司的概念》之前的一本书《工业人的未来》（也将由事务公司再版发行）中断言：工业社会需要独立的、与众不同的、拥有一定地位和职能的机构，也就是能够体现传统社会和传统社会团体主要特征的机构。《工业人的未来》使我得到了通用公司的邀请，邀请我从内部研究它的组织和它的管理。《公司的概念》因此成了首次尝试揭示一个组织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它所面临的挑战、问题和它所遵循的基本原理。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之前极少有人讨论过。我们当然知道劳动关系——毕竟汽车工业在1937年，也就是完成本书的几年之前就组织了工会。在我十八个月的调研时间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与联合汽车工会的领袖们接触，特别是与他们精力充沛的主席沃尔特？鲁瑟接触，并与他保持了友谊直至他于1970年过早地去世——正如我与他通用汽车公司的对手，查尔斯？E？威尔逊保持友谊直至威尔逊于1961年去世。当时，人们只把劳动关系看作是“劳资”关系。而本书则把劳动关系看作是劳动者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本人与他的工作之间地关系，一起工作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全新的观点。但这正是通用汽车内部的人们，不管是管理者还是工人，看待劳动关系的方式；这正是一个局外人从内部所观察到的。这同样适用于本书所讨论的其他所有论题。
当然，这些论题的大部分今天都很普遍。但是不管对赢利还是非赢利的大型组织来说，他们所引发的问题、提出的疑问和提供的机会仍然是一样的。事实上，他们对工会本身可能是最重要的——至少在美国，没有一个工会，曾经有目标地或者是成功地解决过他们。虽然通用汽车公司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一家大型制造公司，但这些问题同样也适用于服务业。他们是组织这一新的社会现象的特有问题。因此，今天这本书可能最好不是被当作一本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关于制造企业和工商企业的书来读，而是当作一本关于大型组织的书来读。在本书1983年的跋中——收录在此次再版中——我列举了本书来自通用汽车公司很多人的冷淡，如果不算是敌意的反应。我现在意识到，准确地说，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将通用汽车公司视为一个原型、一个“组织”，因此将它的问题视为哪怕不是原则性的也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采用通用汽车公司对待它的方式。事实上，当我疑惑为何此书会在通用汽车公司内部遭到如此充满敌意的批评时，通用汽车内部的一位敏锐的好心朋友——他本人就是公司的一名高层领导——对我说：“在通用汽车公司，我们必须致力于扩大规模和增加利润；而你优先考虑的却是另外的事情。”
但这仍然是一本关于通用汽车公司的书。1993年的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大不同于1946年的通用，甚至也大不同于1983年的通用，那是我上一次为本书的再版写序和跋的时候。1983年的跋已经提出了公司面临的困境——虽然十年前，当时通用汽车的高层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承认了。十年后，1983年跋中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也就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仍然处于守势。但我也表达了通用汽车公司到90年代能够转亏为赢的希望——不必多说，这未能实现。通用汽车公司无力走出困境的原因大多是《公司的概念》五十年前就指出的问题——书中的危言耸听使大多数通用汽车公司的高层领导对我视若无睹。而今，通用汽车公司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但通用汽车公司看来还不能解决他们。相反地，通用汽车公司一直努力于采取原来的——一直不成功的——“多元化”的努力来绕开这些问题。遵循管理上最古老的误导：“如果你不能运营你自己的企业，那就买一家你对其一无所知的企业”。通用汽车公司首先收购了电子数据公司，接着又收购了休斯飞机公司。可以预见，这不会解决通用汽车公司的问题。只有再次成为一家真正有效益的汽车制造上才能解决问题。但通用汽车公司显示，要超越五十年的成功是多么困难，要打破垄断的思维定势是多么困难。作为美国产业届的另一个成功案例，贝尔电报电话公司，显示只有重大灾难才能解决问题（在贝尔公司的案例中，贝尔公司在一项反托拉斯的判决下分拆）。我迫切想知道的是，如果不分拆通用汽车公司，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恶意接管，是否有可能使它（或它的继任者）产生一次成功的转变？
1983年版前言（1）
《公司的概念》首次出版于1946年，也就是将近四十年以前。但它并没有成为“经典”之作——一本人人知晓却人人不曾读过的书。它始终保持持续地销售，销量之大以至于每过十年就需要再版一、两次——最近的一次已是第六版。这本书无疑要告诉今天的读者某些重要的内容，这些内容与四十年前面世时告诉读者的迥然不同。
四十年前，也就是写作本书之际，公司几乎完全被忽视，更没有被系统地进行研究——就像中世纪的地图制作者对待非洲，那只是一大块标有“大象在此漫步”的空白地带。有关公司及其公司管理方面的书屈指可数。当时的“管理”压根就不是一门学科或是研究的对象。
本书问世时，评论家们不知该作何评价。它讨论商界事务——可它讨论的并不是“经济”。它讨论结构、组织、政策、规章制度，权力关系——可它讨论的却不是“政府”。一位私交不错的朋友——当时杰出的政治学家——在一份重要的政治学杂志上对本书作如此评价，“希望这位前程似锦的年轻学者能将他广博的才智投入到一个更令人尊敬的学科。”而另一位朋友，我当时所任教的大学的校长，他根本就强烈反对我将此书出版。“你已经成功走上了政治学或经济学的学术道路，”他说。“出版这样一本书一定会同时得罪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这只会毁掉你的职业机会。”
被我当作现代公司和现代组织样本的通用汽车公司，在此书写作的时候，正处于成功的顶峰。二战期间，通用汽车公司是美国生产成就方面的明星企业，并正在为战后愈加辉煌的成功作积极地准备。二战期间，其产值翻了一番还多，利润是原来的四倍多。汽车工业，通用汽车公司是该行业在世界范围内无可争议的领导者，是当时杰出的“增长型产业”，是“高科技产业”的代表，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动力源泉。
如今，每年都会出版几十本关于公司和公司管理方方面面的书。我的那位大学校长朋友的确说中了：至今还没有一个政治学者或是一个经济学者接受《公司的概念》首次分析的现代组织的现实。相反，这本书创造了一个新的学科：我们叫它“管理学”——对现代组织的结构、制度、和社会人文方面的有组织的系统的研究。管理学从此成为全世界专业研究和研究生学习的一个普遍的领域。
因为“管理学”起源于对商业公司——四十年前就已出现的现代机构——的研究，所以它通常放在商学院，大多数人在听到或读到“管理”一词时仍能听到或读到“商业管理”。不过，“管理学”的研究正日益包容了今天“组织社会”的所有机构。商学院——很多商学院改名为“管理学院”——正在吸收公共管理学院或是一贯管理学院；哈佛商学院为大学校长提供“管理培训项目”。大多数“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都从工商业和非工商业机构，从联邦政府到专业协会中招收在职经理人员。甚至在很多神学院，最受欢迎就是以《公司的概念》为基础教材的“牧师管理”方面的课程。
为了效法拿破仑，戴高乐将军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大学院（Grande Ec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