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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此以后，我这个朋友说，凡是遇到需要等待好消息到来的时候，比如做风险投资在等待盈利的那段注定难熬的时间里，他都坚持不在过程进行中去做太多的问讯，甚至自始至终不问一句话，因为他认为该来的一定会来，好消息不是问出来的。
这并不是什么唯心的宿命论观点，倒是有几分唯物主义的相对论的思想光芒渗透在其中。因为凡事一旦推进到了执行阶段，都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在起作用，一般来讲，必要的时间过程是避免不了的，无论你问讯还是不问讯，它的绝对时间长度是固定的，不会由于探望的频率而缩短，倒是很可能因为频繁的打探使得时间显得格外漫长，使心情变得焦虑，而且太多的干涉也会间接影响到原本程序的执行，甚至会问出一个坏消息来。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一直以来都被做为一个悲壮的英勇举动为世所传颂，在当时燕国处于岌岌可危的情况之下，选择直接袭击对手最高统帅的“斩首行动”，其策划者燕太子丹也不失为胆略过人。
现在关于这次大胆的军事行动失败的原因，几乎所有的结论都认定是荆轲临阵之时出了纰漏，没有及时抓到那把见血封喉的匕首，才会功亏一篑。其实这当中可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被人们忽略了，在燕太子丹找到荆轲议定这个冒险计划的时候，荆轲的角色并不是单纯的作为一个刺客而出现的，据司马迁的考证，荆卿“好读书击剑”，“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也就是说，荆轲是一个有学问的沉稳之士，决非一介山野莽夫，在刺秦王之前是否操过杀人的营生，历史上是毫无记载的。《战国策。燕策》中的相关记载也说明，荆轲根本就不是一个擅长打斗的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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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不是问出来的（2）
燕太子丹首先找到的是田光，田光因年老力衰，杀不动了，才推荐了他门下的荆轲。荆轲当时就提出还要等一个能助其一臂之力的朋友共赴秦国，我们推测大概这个朋友才是荆轲计划中在秦庭之上抓匕首刺杀嬴政之人，也就是说荆轲是前敌指挥官，这个朋友才是执行刺杀任务的死士，荆轲为什么开始婉拒太子丹让他刺秦的要求，后来又一拖再拖，他就是在等一个真正的刺客，一个有能力行刺的武士。
然而可惜的是，燕太子丹虽然制定出了这个无甚疏漏的计划，牺牲了秦王恨之入骨的叛将樊于期将军的人头，再加上秦王梦寐以求的督亢地图，又重金购置了淬有剧毒的锋利匕首，可以说计划已经相当严密的时候，却犯下了心理上沉不住气的错误，一再的催促荆轲启程，甚至把一个可能荆轲根本不愿意接受的只是在市井中杀过人的小角色秦舞阳，强行组合给了荆轲，以致于后来行动的失利。原因并不在于荆轲的手慢，抢到匕首时秦王已有所防范，只勉强刺破了秦王的衣袖，而是因为按荆轲的设计，抓匕首的人应该是那个身手利落的真正刺客，而这一切的根源，则在于燕太子丹频繁的探访催促酿下的苦果，使一个足可改写历史的机会化为泡影。
东晋的谢安显然就比燕太子丹沉稳了许多，堪称是掌握了这条原则的一个大师。他隐居多年之后东山再起，第一个重大战役就是和苻坚的几十万大军打淝水之战，此战的意义自不必说，事关后晋的安定和老先生一世的清明以及证实给世人看的实力。谢安安排好子侄们阵前迎敌之后，自己和老朋友张玄则在后方摆开了棋盘，神色间好像根本没有打仗这回事，期间也没过问过战争的进展情况。突然间战报送达，赢了，谢老先生兴奋的跨过门槛的时候把脚上的木屐的齿也碰断了，就急着跑出去看战果，嘴上还慢吞吞地说：“孩子们到底把秦人打败了”。
这当中固然有“运筹帷幄 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深厚谋略垫定了获胜的基础，但也包含着不去干涉，让部下放手施展的大将风度在里面，因为谢安深知，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如果反复的打探消息，有可能使得将领们反而束缚了手脚，影响了临阵调度，最后很可能问出个兵败山倒的坏消息来。
然而，蒋介石蒋先生显然在部署辽沈战役的时候犯了大忌，不但要求东北战场的守将详细汇报用兵情况，还频繁的亲自飞到沈阳城内，用美国顾问嘲讽的话说，蒋先生之所以最后战争失利，就是因为他比毛泽东多了一架“美龄号”专机。结果，过多的探视反倒造成了军心不稳，将领们自己乱了阵脚，以解放战争中第一个至关重要的战役失败而告终。
这些有生命消亡的战例残酷地证实了，好消息不是问出来的这一条规则，不仅仅有着相对论般的心情上的感觉，更有其重要的哲学思想内核。不去问消息并不是表示不关心，而是不要为了消解内心的焦躁而去做无谓的干涉，如果放在领导者身上，盖如燕太子丹和蒋先生，会弄乱了属下的部署计划；如果放在执行者身上，会反过来干扰领导的决策心态，同样收不到好的效果。
财富命案 后记（1）
七条戒律写完，放笔反思良久，自觉虽然稍有言语上的尖刻及些许不肯饶人的刻薄，但是基于一个心理保护膜的炮制，亦感未有太多不妥之处，如果防身的软猬甲连几根毛刺都没有的话，又怎么可能防护身躯的安全呢？宁肯满身铁甲连环在事发之先，或可免受大不快于事出之时。
最后再阐述一下写这本小册子的另一个动因，因为看多了那些教诲人生、指引方向的文字，总是在教导我们要学会一些东西，进而怎么样如何的去实施一些什么什么的计划，比如“做一个成功者要做到的N件事情”、“一个高效率的人生必须具备的N种素质”、“马上开始做的N项准备”等等。我已经临近不惑，虽然距知天命的年纪尚有一段的时间，但自思惭愧间所经历的世事也可以印证一些基本的道理，看到这些言之凿凿、闪烁其辞的理论，总觉得著述者不够厚道，我粗粗地计算过，别说N件要做的事情，单把其中的一项完全化为自身的素质，就几乎接近于世间少有之人了。
相信看过这类文章的你我都曾试着按照著述者指引的方法训练过自己，但真正把它固化下来，融入心灵深处的，恐怕没有几个人做得到，打个玩笑的比方，有几个失眠的人是靠数数儿睡着的？因为一个好习惯的养成，一种人格品性的具备，或者一个好的做事方法的培养，比读完一门博士专修的功课还要难，仅仅知晓了一种的好的素养并不等于就会自然归属于你。人的一生，顶属学东西最难了，80年代中期，随着电影《少林寺》的热映，刮起过一股练武风，我们这些半大小子都偷偷地买了诸如《武林》、《武术健身》之类的杂志，按照上面的图画比划着练什么醉拳、地趟拳，当然最后没有一个人真正靠看图画练成功夫的。直到有一天，我跟一个父亲世交的儿子，一位练习“伏汉拳”多年的大哥学习武术，才明白一招一式没有几年的功夫是不可能学会的，“功夫”的含义就在于此，绝对不存在明白了拳理就能成为拳师的捷径。
上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得到了一本美国什么教育心理专家写的关于行为训练的书，便视为秘笈一般，开运动会的时候，我们都很活跃地参加比赛、喊加油，他一个人用衣服蒙着头认真地读这本书，还同时做着笔记，仿佛一旦修炼完毕我们就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书读了一周，笔记也记了密密的好几本，但似乎后来也没见他有什么惊人的表现。所以我说这些文字其实是不太负责任的，更多的效果只是宣扬了自己的观念，而阅读者基本上是无法做到的，说重一点儿有误人子弟之嫌。
我所列出的七诫律与那些指点人生的行动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容易操作，也可以说根本不必去操作，它不是一本关于行动论的书籍，因为同那些理论总在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去做什么相比，我所想表达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