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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师傅与中国足球界人士的直接接触是在1992年，当时接触的是一只国家级的足球代表队。当然，中国的球员们当时并不知道他是来自赌球公司的人物。
九师傅就此开始，并在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逐步发展了一个关系网络，他所熟识的那些球员和教练员有的还是中国足球联赛中的中坚力量。九师傅的名字第一次被中国的足球传媒提及，是因为他当时结识的其中一位中国球员，他的名字叫范志毅。事情的发端出自去年九师傅在英国与范志毅的一次偶然的联系，那时候中国的传媒中已经有人知晓了九师傅在赌球行业内的背景。结果这次与赌球根本无关的偶然联系，却差点使范先生背上黑锅。对九师傅的底细了如指掌的英国媒体一度猜测范志毅参与了赌球活动，甚至一些主要的报章都加入了###的行列。不过事实是很清楚的，九师傅与范先生的联系仅仅是一次礼节性的问候。因为这时候的九师傅已经是在为澳门博彩公司工作，而范先生也早已经远离了中国的足球圈。
九师傅的心血没有白费，渐渐地，我们开始在中国身上得到了回报。随着足球热的升温，豪爽的中国赌客一天天壮大，他们给九师傅的赌庄带来了巨额收益。正因如此，东南亚赌庄各路人马一时都瞄准了中国，不择手段地竞争和放肆地操纵，终于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祸端。
1997年3月9日，中国香港队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客场对阵泰国队，香港队多名球员场上莫名其妙的失误和赛前赛后的种种传闻，若隐若现地显露有地下赌球集团在暗中操控了这场比赛。香港的反贪先锋——廉政公署立刻对此做出反应，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取证，在世界杯开赛之前，香港廉署拘捕六名甲组球员，另有多名涉嫌收受贿赂者被廉署人员问话。6月12日，香港队前锋、原甲组星岛队26岁球员陈子江被廉署立案起诉，被指控的罪名为受贿打假球。
由于取证充分，陈子江于6月19日在香港东区法庭认罪，他承认在1997年3月9日客场同泰国队的世界杯外围赛中，被香港当地赌球集团买通，串通队中其他4名球员打假球，使香港队一些场上的关键位置发挥严重失常，最后0比2输掉了比赛。在这场假球案中，陈子江等人共获得赌球集团提供的20万港币，其中陈子江个人获得8万港币。法官据此判陈子江入狱12个月，其他同时被捕的5名球员因证据不足，暂时允许保释回家。
1998年世界杯比赛开始，人们的注意力被比赛所吸引，而廉政公署的工作则在此期间展开了更加深入、全面的调查工作，他们调查的范围除了国际足联所怀疑的世界杯外围赛，还有已经结束的香港甲组前两个赛季。同时，廉署在策略上采用了重点突破的方法。11月3日6时被保释的香港队门将、好译通队陆嘉荣、愉园队李伟文、陈志强、星岛队韦君龙和刘志远再次走上东区法庭，有了充分准备的廉政公署对他们提出了共17项罪名的指控。
第八章 凯觎中国（二）
陆嘉荣、李伟文、陈志强和韦君龙4人被控串通陈子江，导致香港队在1997年3月9日的比赛中0比2负于泰国队，共收贿20万港币；陆嘉荣和韦君龙因在该场比赛中不尽力，各收受陈子江3万元港币的报酬；李伟文另外被控两项罪名，均是以欺诈手段致使在香港甲组联赛中流浪队负于星岛队（1995年10月20日）、星岛队负于南华队（1996年10月14日），其中收受贿款4万至5万港币；刘志远另外被控4项罪名，他与陈子江一起，用虚假手段使星岛队从1995至1996赛季4连败，刘志远收到陈子江4000至16000港币的报酬，他还从赌球集团那里获得16至28万港币。
除了10多名证人和15盒比赛录像带做为呈堂证供外，廉政公署祭出的另外一个杀手锏是使陈子江成为污点证人，由于有了当事人亲身指证，大量的幕后材料得以浮出海面。在这样的背景下，陆嘉荣、李伟文、陈志强、韦君龙和刘志远立刻服罪，并先后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这次处罚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亚洲地区的假球和赌球事件中第一次出现来自法庭的正式宣判，更重要的是球员向赌球公司投放注码的直接证据被首次起获，这一点给了亚洲地区的赌球集团以强烈的震动。投注的“水单”可以被当作呈堂证供，球员参与赌球由廉政公署直接出面调查，这两点在司法意义上属于极大的突破。这意味着拉拢球员参与赌球将有可能直接面对类似于“公务贿赂”的指控，而不是以前遇到过的一般性民事指控。所以从那时开始，亚洲的赌球公司一般都不再接受足球界相关利益人士直接的投注，甚至也逐渐与一些新兴地区的足球界人士逐渐疏远了关系，这其中也包括对于情况不甚明朗的中国足球界。
中国的足球界对于赌球公司极为敏感；曾经发生过多次过于敏感的传言。其中风波闹得最大的一次，是一支中国东北地区的球队在东南亚参加亚洲俱乐部之间的赛事，在球队出现一次大比分的失败之后，有个别对这场比赛开设了盘口的赌球庄家愤怒地指责该球队收受了另一伙赌球庄家的贿赂，在比赛中打了假球。这次风波本来在赌球行业中司空见惯，只不过是第一次有一支来自中国的球队被缠绕在内，过敏的中国足球圈便加入了###的行列，甚至弄得亚洲足联也不得不给予了一次难得的关注。其实亚洲足联中势力强大的西亚代表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来对东亚的足球说三道四。亚洲足联的总部就在槟城，对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当时我们已经听到了不少故事。包括维拉潘本人在内，都无法制衡西亚势力的扩展，有这样一次真对东亚足球发难的机会，西亚的势力自然要狠下其手。
好在事情最后的解决是比较低调的，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让中国足球界惊慌了一场。从那之后，中国的足球界甚少再来东南亚参加邀请赛性质的赛事。于是，赌球业者改变了策略，把主要的目标放在建立中国民间的赌球网络上。
人的好赌性与生俱来，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据我的了解，中国球迷对欧洲联赛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了90年代初，随着电视转播意甲、英超、德甲等足球比赛越发增多，球迷对一些外国俱乐部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除了九师傅亲自秘密操纵外，来自印尼的赌球集团是通过他们在香港和澳门的代理人首先在广东地区建立据点的。1994年世界杯赛期间，印尼几个大赌球庄家开设的“亚洲盘”已经成为广东地区赌球的参照盘口。只不过当时在广东的赌球行业一般都是由香港的外围赌马组织建立。
如果说那时亚洲盘只是少数人的游戏，到了1998年，互联网、手机的普及以及法国世界杯则助长了这股“地下赌球”之风的蔓延。在这个庞大的“地下赌球”团体中，一级一级的庄家和散户如同传销的上线与下线，这群人一般都是朋友或者朋友介绍认识，并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由于之间属于口口相传的直接关系，对于资金的信用度成为人们衡量的首要标准。良好的信用度保证了地下赌球的顺利进行。庄家开出亚洲盘后，赌民通过电话等联络方式到庄家那里投注，比赛结束后根据赛果进行上门交收。在中国赌球比较盛行的省份，譬如广东省，直至今日都在沿用这种原始而高效的方式。这种情形类似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赌球业的经营模式。
1998年世界杯挽救了赌球行业，中国的球迷也从那时候开始对赌球开始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接触。世界杯过后，地下赌球疯狂地扩张开来，中国的甲A、甲B联赛成为地下庄家手上最新的开盘工具。香港的赌球集团再次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们在中国大陆鼓动了十年赛马之后，已经绝望地发现：赌马先天不足在于内地的赌民对于赌马的信息和兴趣都少得可怜，这种赌博根本无法打进除广东省之外的其他地区。足球则完全不一样，内地省份拥有大批对于足球比赛有很深的了解，并且颇富自信心的球迷。这正是足球赌博所需要的最好土壤。
1998年，印尼的Q罗那娱乐公司率先开设了中国甲A、甲B联赛的盘口，他们采取了与澳门盘口同出一辙的“让球制”，每个周末对三场甲A联赛和一场甲B联赛开盘。这个盘口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中国联赛的标准盘口，至今仍具有坐标意义。每周对全部甲A、甲B联赛都开设盘口的赌球公司不下十家，其中主要都集中在印尼、澳门和香港。马来西亚目前只有亚龙赌球公司开设了盘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