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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们-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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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厄却没有。甘地夫人期望人们把她作为一个女人来对待,她自己却以男人那种冷酷无情的态度行事;戈尔达·梅厄则期望人们把她作为一个男人来对待,而且象男人那样行事。她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要求人们宽容她。她也不宽恕别人。
  她衣着朴素,从不化装打扮。她把头发尽量拢到脑后,梳成一个发髻。她承认,之所以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是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喜欢那种样式。她在与我的夫人交谈时,总是很和蔼可亲,对我们的孩子及私事也明显地流露出诚挚的兴趣。但一般说来,她与人们打交道的作法是:在会议开始时,敷衍他说上几句“认识您”之类的缓和气氛的话,然后就单刀直入地谈论手头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第一次见面时,摄影记者卡嚓卡嚓照着相,我们象通常那样闲扯着。一当把记者们打发走,她就交叉着双腿,点上香烟,立即着手工作,匆匆地浏览她为她的武装部队索取装备的清单。
  梅厄夫人一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她就不会宽恕对方,或把事情忘却,而是满腹怨恨。她一直没有宽恕戴高乐在1967年战争后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也一直没有宽恕进行过大屠杀的德国人、甚至他们战后的新领导人。对于那些使无辜者流血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及支持他们的阿拉伯国家,她也一直不予宽恕。六十年代,本·古里安从执政的工党分离出去后,梅厄夫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一直怨恨他。
  她对苏联尤其不信任。她虽然是一个良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她对苏联的专制及其对以色列的威胁具有清醒的认识。
  她自从能够记事以后,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她父亲在基辅他们家的门上钉满了厚木板,以便使全家免受经常发生的迫害事件之苦。在那些年月里,手拿棍棒和刀子的暴徒们到处搜查、迫害犹太人。她还告诉我,喝醉酒的警察常常在星期六夜晚来敲她家的门,殴打他父亲,因为他是犹太人。这使她惊恐万状。她对早年在俄国所度过的岁月的记忆已经不多了,而这些记忆大多是寒冷、饥饿、贫穷和恐惧——尤其是恐惧。在她看来,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正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在苏维埃俄国继续发生着。纳赛尔曾经发誓要摧毁以色列。梅厄夫人认为,苏联对纳赛尔的支持,也是对犹太人进一步的侮辱。
  梅厄夫人有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向我表示:她认为,欧洲许多领导人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这是一种幼稚的做法,她很不同意:对我们为了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所采取的步骤,她也感到关切。我向她解释说:我们对缓和问题的做法与他们的做法很不相同;我们对苏联的动机也不存在任何幻想。我说,关于国际关系,我们的指导原则与《新约全书》中的指导原则略有不同,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谈到这一点时,亨利·基辛格插话表示赞同,并说:“还要加重百分之十”。
  梅厄夫人笑笑表示同意,并说:“只要你们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就不用担忧了。”
  有时,她可以轻松地处理好那些对她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
  她一再对我说,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没有一个是可以信任的。
  作为推动中东和平的行动的一部分,我试图在美国与几个主要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我向她指出,从以色列本身的角度来看,让美国成为以色列的邻国的朋友,比起由另一个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国家来扮演这个角色要好得多。她承认这一点,然而还是坚持说,在与阿拉伯国家打交道时,我们不应该相信协定,而是应该相信行动。有一次,这类会见结束时,我向在场的人一一赠送了小小的礼品盒,内装带有总统印鉴的金质衬衫袖口链扣。每个人都打开了自己的盒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个是空的。梅厄夫人登时笑了起来,说:“瞧,现在你们该明白我所说的信任是什么意思了吧!”在亨利·基辛格被提名为国务卿之后,我对她说,现在我们两国都由犹太人当外交部长了。她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神情。在谈到基辛格的德国口音时,她还应声道:“不过,我的外交部长是讲英语的。”
  在国际上,戈尔达·梅厄享有盛名。她是一位具有极大的勇气、才能和韧性的政治家。她聪明过人、正直、顽强。她赋有足以使她跻身于任何大国最高领导层的能力。但是,可能也只有在以色列,她才会具有这种能力,因为她对这个国家有着异常强烈的感情,它的事业把她推向了最高领导层。她并不把权力当作特权来追求,而是把它当作职责来行使——为以色列而行使。
  美国人把梅厄夫人列于他们最钦佩的妇女的名单的前列。
  对以色列人民来说,她则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祖母式的保护者,一位强健结实而又可以信赖的妇女。她把以色列的重任担在肩上;但她也腾出时间来,在厨房的桌子旁边招待她的助手们喝汤。
  1969年,我在悼念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仪式上所作的悼词中说:伟大的政治家总是在国内受到爱戴、在国外也受到尊敬。
  但是,只有少数几位象艾森豪威尔这样的政治家,才能在国内外受到真正的爱戴。戈尔达·梅厄也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位。与艾森豪威尔一样,这不只是由于她的所作所为、显然也是由于她的为人,国内外的人们才如此真心地爱戴她。
  1974年6月,在她离职才十二天之时,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是在以色列对1973年10月战争中的准备工作发生长期争论后去职的。我们在她在耶路撒冷的简朴的公寓中拜访她。她再次对美国在那次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向我表示感谢。当她费劲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我们表示欢迎时,我可以看到她脸上痛苦的表情。事后我才知道,她当时与我一样患有静脉炎。此外,她还患有淋巴腺癌。她对这一点保密了好几年。后来,在以色列议会举行的一次国宴上,我决定打破先例,在向国家元首祝酒之前,先作一次特殊的、外加的祝酒。我说:我所见到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一位比戈尔达·梅厄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勇气、聪颖、坚韧和果决了,她献身于国家的精神也为别人所望尘莫及。我说:“由于我与她共事过,所以,我想我已经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因此,我有幸请各位和我一起,为这位前任总理干杯。让我们为戈尔达·梅厄总理干杯!为戈尔达干杯!”
  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对我亦然。那次祝酒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我的本意是:“让我们怀着爱戴的心情,为戈尔达干杯。”我想,她一定会理解,我正是这个意思。
  古老国家的新派领导人:
  纳赛尔、萨达特、伊朗国王、费萨尔
  无论是作为故事和传奇的中心,还是作为战略上的十字路口,地球上很少地方能和中东相比。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不仅朝代兴废更送,各种文明也在那里起落盛衰。风,还象几千年前一样,侵蚀着万劫不灭的沙漠:尸骨,则依然在阳光下逐渐变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暂时期中,这片古老的土地蓦然间变乱蜂起。以色列的创建,只不过是打乱了旧的格局、带来了新的冲突的各种事态中的一桩。
  当伊朗突然被拉回到中世纪时,西方尝到了一次严厉的教训:在这个新世界中,现代社会的外壳可能是多么的单雹脆弱;在新旧相撞之时,它们关系之紧张又是多么的严重。有人提醒我们说:中东并没有“自己要潘,也让别人活”这个传统概念。在那里,感情往往来得更加猛烈;人们缺乏纪律,少有约束,裁决更加苛严,报复尤为迅速。这里的传统比别处更为古老,决心维护它们的人却拼命抱住这些传统不放。
  然而,在中东以及其他地方,变动还是来临了。
  最近几十年中,我们在中东所见到的,一直是火山爆发似的政治大变动。这些火山的爆发,形成了巨大的山脉,也形成了大陆和海洋。尽管这些特殊的问题和斗争形式仅仅适用于中东,但是,当本来要几个世纪才发生的变化现在被压缩到几十甲年中发生时,这些问题和斗争的形式也反映了全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今天,一个人在其一生的时光中,也许必须适应从前需要许多代才能有的演变。对个人和国家来说,这个过程都是动荡不定的,而且可能是爆炸住的。
  从下面四位领导人的生平中,我们可以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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