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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必要发展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就象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的那种关系。
我说，在研究了盟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史后，我发现，战争时期低级官员之间的分歧，常常在首脑层达成协议而加以消除。我又说，“那就是我愿意和总书记建立的那种关系。”
他显然是愉快地答道，“我就太高兴了，在我这方面，我完全作好了准备。”然后，我说，如果把这些问题都交给官僚主义者去做决定，那我们什么也解决不了。他由衷地笑了起来，用手掌拍拍桌子，一边说，“如果情况真是那样，那我们不就成天埋头于文件啦！”正是在这种愉快而充满希望的调子中，我们结束了第一次简短的会晤，而这种调子与我和赫鲁晓夫的首次会晤恰好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对比。
勃列日涅夫已成为苏联第四任专制统治者，我作为总统，将和他举行三次最高级会议。勃列日涅夫1906年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工人阶级的贫民区，在列宁统治时期，他还是一个青少年；斯大林清洗时期，他是一名步步高升的共产党官员：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他已是一个备受信任的中将。他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一个组织工作者：他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技术专家；他是一个有献身精神、冷酷无情的共产党人，他领导苏联，第一次妄图争夺对世界的持久的支配权。
通过比较，已对勃列日涅夫和他那位好咆哮的前任作了一番有趣的研究。赫鲁晓夫穿着普通袖口的衬衣和不太合身的西服，而勃列日涅夫为了与他那裁剪合身的绸西服相匹配，穿着法国式袖口的衬衣并扣着金袖链。赫鲁晓夫几乎总是与他的司机一起，坐在他轿车的前座，而勃列日涅夫却不屑向他的司机点一下头就一屁股坐在后座舒服的沙发垫上。
即使两个人的兴趣爱好相同，但他们从事爱好的方式却大大不同。比如，两人都喜欢打猎，赫鲁晓夫喜爱打野鸭子的每个方面，从河水轻轻拍打他船舷的水声直到群鸟突然朴朴起飞都能引起他的兴趣。勃列日涅夫告诉我，他更喜爱打野猪，但很明显，他缺乏他前任那种运动家的风度。勃列日涅夫只是坐在他乡间别墅的门廊中，坐等他的猎物闯入用玉米粉作诱饵的特定地区，并借助于望远镜开枪把野兽击倒。
打猎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唯一嗜好。他对技术上的一些灵巧的新发明，诸如自动门和奇妙的电话支架一类东西都有浓厚的兴趣。为了说明俄国人那种既有纪律又有悠闲的情况，勃列日涅夫有一次给我看了他那只奇妙的新烟盒，它的内部装有一个定时器，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每小时他总要机械地消灭一支按规定抽的烟，随后合上烟盒。但几分钟后，他常常把手伸进上衣口袋，从他随身带的一盒普通烟中抽出一支来过过瘾，一直到报时器允许他抽第二支烟的时候。
勃列日涅夫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领导人，也喜爱收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的各种高级豪华轿车。1973年美苏最高级会谈期间，当我们乘飞机去戴维营时，为了祝贺他的来访，我向他赠送一件官方礼物——一辆深蓝色的林肯大陆牌轿车。他一再坚持要立即试车，跳上了驾驶座，并示意我坐在客座上。他加大了发动机的油门，在围绕戴维营的狭窄的公路上疾驶起来。勃列日涅夫习惯于不受阻挡地在莫斯科供要人们专用的街道上驾车。我真不愿意想象如果当时特工人员或海军的一辆吉普车突然闯入那条单行道，那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一度路上有一段极为陡峭的斜坡，上面挂着“慢！急转弯危险！”的标志。甚至驾驶一辆专供打高尔夫球的车辆在这种斜坡上行驶时，我都感到要使用刹车，以防汽车在尽头急转弯时滑下道去。当我们在斜坡上行进时，勃列日涅夫驾车的时速是五十多英里。我向前伸出手并对他说“慢一点，慢一点”，但他毫不在意。当我们到达尽头，他急刹车猛拐弯时，橡胶轮胎发出了“吱”的尖声。
在我们驱车结束后，他对我说：“这是一辆非常高级的汽车。刹车不错。”我回答说：“你是一个水平很高的司机。我是绝不会以我们乘坐的车速来作那样的拐弯的。”我冥思，外交并不总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清。
勃列日涅夫赞成过美好的生活，并喜爱乘坐游艇、看纯种马的比赛，并要有漂亮的女子作伴。1973年在戴维营举行最高级会议期间，当我走近勃列日涅夫的小型别墅去进行我们第一次会谈时，一位非常迷人的、体态健壮的年轻女子正要离去。
勃列日涅夫的译员把她介绍给我时说，她是他头头的女按摩员。当我同她握手时，我闻出了她身上洒的香水味，这种香水叫阿班吉，是法国的一种高级香水，这恰巧也是尼克松夫人最喜爱的一种香水。
在世界上的领导人中，勃列日涅夫并不是唯一的爱好奢华和舒适的人。但他是第一个不顾廉耻地纵情享受的苏联领导人，1976年，在我中国之行的一次长时间谈话中，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喋喋不休地对我说，苏联人不象中国人，他们是修正主义者，因为政治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都过着特权生活。他说：“光从这一点考虑，党政领导人、艺术家、科学家等等已成为百万富翁，而且象百万富翁那样行事——这就是今日苏联问题的所在。”尽管他没有充分陈述中国社会等级划分的情况，但他对苏联人的批评是正确的。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已不折不扣地构成了一个“新阶级”——与普通苏联公民隔绝、脱离，把他应该关切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事实上，在我去苏联的历次访问中，我不可避免地想到共产党的特权阶层比任何一帮资本家更接近于马克思对一个统治阶级所下的定义。
我有一次听到的有关勃列日涅夫的笑话，最完美他说明了这种矛盾状态。育一次，他带着他母亲去他优雅的乡间别墅一游。他骄傲地带她观看了郁郁葱葱的花园、金壁辉煌的门厅以及豪华的卧室，她怀着惊讶的心情转身问他：“列昂尼德，这一切都很漂亮，但如果共产党人回来，那你将怎么办呢？”
在私生活方面，勃列日涅夫可能是一个“新沙皇”，但他的外交政策却回到了老沙皇的扩张主义。如果他是旧政权的一个领导人，那人们就会称他为“列昂尼德大帝”，由于他在全世界扩大了俄国的影响，因而获得了这个受赞美的雅号。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和它的共产党盟国控制了南越、柬埔寨、老挝、埃塞俄比亚、南也门、安哥拉、莫桑比克，最近又控制了那个“决定亚洲命运的旋转式栅门”——阿富汗。另一个不祥之兆是，莫斯科正在扩大它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共产党桥头堡。
当赫鲁晓夫从权力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时，参加打牌的人可能已经更换，但这场赌博的性质丝毫没有改变。渤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有同样的目标：增强苏联的力量，扩张苏联控制的地盘，并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输出共产主义。赫鲁晓夫是一位连骗带吓的大师，因为他必须是这号人。他手中几乎没有什么王牌。勃列日涅夫可以表现得亲切真诚些，因为通过大规模增强军事实力，他给自己分发了几张爱斯王牌。
在个人外交方面，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与林登·约翰逊相似。他们都不得不用某种实际动作来加强他们讲话的效果。
不管赫鲁晓夫走上前来吓唬我，还是企图戏谑般地狠狠地触我的肋骨，他的那种依靠动作来加强效果的外交总是咄咄逼人的。当勃列日涅夫伸出手来碰我手臂或抓住我的手臂时，他是想央求而不是威吓。但一旦这些较为和解的手段不能打动我时，他也会动武的。
勃列日涅夫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在感情上是反复无常的。他一忽儿以十足的诚意谈到，深切地期望把和平遗留给子孙后代。过一会儿，他又非常明确地表示决心，他有权控制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命运。
勃列日涅夫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友好一下子转到无情，这一点是很突出的。1972年，我们举行最高级会议时，他热情地陪同我方成员乘船游览莫斯科河。当我们泛舟漫游时，勃列日涅夫一面骄傲地指着速度计，一面开玩笑地不断用胳膊时轻轻推我，这时速度计显示出我们正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在这次令人愉快的游览之后，晚餐前勃列日涅夫让我们坐下来进行一次会谈。他不久前还打趣地拍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