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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详细地向我描绘了一幅图画：如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或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话，他会如何削减军费预算，或者“在一个月内整顿好五角大楼”。但他终未如愿。
艾森豪威尔或许有足够的理由不任命这位容易引起争议的五星上将在他的政府中任职——如果要五角大楼里的人听他发号施令，许多人准会发怒——但采用那样的方式对待麦克阿瑟，他的感情无疑也受到了挫伤。他从未直接贬低过艾森豪威尔，但有时也间接地嘲笑他。有一次，他和我谈到艾森豪威尔当他助手的岁月时，曾经说：“他可以写出一篇出色的文章，谈谈如何坚守或攻占某一阵地，只要你告诉他什么是阵地。”
1955年，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引起了他是否可能、或者应该再次竞选总统的一些猜测。这时，我收到了麦克阿瑟通过考特尼·惠特尼捎来的口信：“麦克阿瑟将军将始终如一地站在副总统一边，”惠特尼对我说：“他还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别的人应该马上离开白宫。”在当时的情况下，麦克阿瑟的口信是很不适当的，因为如果艾森豪威尔得知此事，我将十分尴尬。记得我当时曾经认为，麦克阿瑟想看到艾森豪威尔离开白宫的心情，可能比看到我进入白宫的心情更为迫切。
麦克阿瑟对艾森豪威尔拥有的声望感到不满。他也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人们对于艾森豪威尔和欧洲过分的关注，促使华盛顿忽视了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反过来，艾森豪威尔认为麦克阿瑟尽管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是过于自负和富于戏剧性。他经常持有这样的看法。1942年。当他收到麦克阿瑟关于战略问题的一些建议时，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奇怪的是，他认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还在学习。他的这一课对于凡夫俗子而言，倒是不无益处的。”
在六十年代的总统竞选中，麦克阿瑟并没有扮演突出的角色。但他煞费苦心地让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一边的。六月份，我打电报就他由于促进了美日友谊而受到日本政府嘉奖一事表示祝贺。我热烈地颂扬了他对历史所作出的“英雄式的”贡献，并表示相信，这些贡献将会在“各地自由人民的遗产中留下它们的印记”。他在回信中写道：“您给了我一个不同凡响的祝贺。我已经把您的电报交给报社，以表明我完全支持您作为总统候选人。”也许只有象麦克阿瑟这样喜欢自夸的人，才会假定发表我赞扬他的电文是表明他支持我。不过，他对于作出这样的假设似乎毫不害臊。
他经常在我面前评论肯尼迪，对他甚不以为然。我对此表示欣赏，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些评论在大选前鼓励了我，在大选后又帮助我解除落选的痛苦。那次大选前，麦克阿瑟对我讲起肯尼迪的鱼雷快艇的功绩时，曾轻蔑地说，肯尼迪是“勇敢的，但非常莽撞”。他还说，“肯尼迪或许会在某一战役中由于缺乏判断力而受到军事审判。”1961年6月，即猪湾惨败后两个月，他又蛮横地批评了肯尼迪。他提到，他最近曾与吉姆·法利这位传奇式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和罗斯福的知己谈过话。法利指出，肯尼迪的头脑非常敏捷、灵活。麦克阿瑟的反应则是：他不认为肯尼迪具有判断能力——在作出决定之前统观全局的判断能力。麦克阿瑟继续对我说，“一个指挥员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从他收到的情报中，把占百分之五的重要情报和其他占百分之九十五的不重要情报分开。”他说，他认为肯尼迪关于猪湾事件的决策显然已经失败，由于这一惨败，肯尼迪还不幸地失去了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信任。诚然，他认为肯尼迪在政治上是“聪明的”，但又归因于肯尼迪为他提供了一架飞机，让他到菲律宾随心所欲地旅行。不过，他又说，肯尼迪“一到要作出决定时，就傻眼了”。在说了这些之后，他接着强调——他说话时总喜欢强调——“肯尼迪将会占领古巴。
虽然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将来他必定这样干，而且将要这样干。”
麦克阿瑟不管谈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差不多总是要把话题扯到亚洲事务上。他曾经对我说，回头看一看，当初如果拨五十万国民党军队在鸭绿江一带归他指挥，他就能把中国分裂成为两半，一举改变世界力量的均势，可惜时机已经错过了。
由于共产主义的蚕食，他对于亚洲的前途逐渐悲观起来。但是，他又认为，卷入亚洲大陆的地面战争将是美国的一大错误，他最后一次对一位美国总统提出的忠告，就是坚决主张林登·约翰逊不要向越南投入更多的军队。他觉得，我们可取的作法是：继续吓唬苏联或中国支持的造反者，并支持亚洲各国政府反对他们。
他对政治问题的态度也是含糊不清的。他说，住在纽约并担任兰德公司董事会主席，这使他有更好的机会研究华尔街的商业；他还说，他发现他们“毫无特色可言”，“他们从不坚持原则”。他说，“他们遵循的唯一准则，就是拥护胜利者，并且不顾一切地支持他，无论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六十年代早期，他对我说：高征税是美国的主要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更保守了。在1964年共和党全国会议前夕，他又强调了他的这种看法，认为戈德华特不应该被提名，因为他太保守。
1961年，麦克阿瑟还对我说过：1951年，肯尼迪的父亲带肯尼迪本人去沃尔多夫看望他时，肯尼迪似乎已经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了。他称赞肯尼迪确实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并说，当肯尼迪成为总统之后，对十年前他们在沃尔多夫的第一次会见还记忆犹新，而且异常的准确。使我尤为难忘的是，这也说明麦克阿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
麦克阿瑟也给过我个人一点许多人认为应该照此而行的劝告。1962年，当我问他我是否应该回到加利福尼亚去竞选州长时，他一下子抓住我的手说：“别去。加利福尼亚虽然是一个大州，但是那地方还是太窄小了。你应该呆在华盛顿，而不是在萨克拉门托。你应该参加国会竞选”就在两小时前，赫伯特·胡佛在六层楼之下的套间里，也给了我同样的劝告。
在我的头脑里，我与麦克阿瑟的谈话总是与我和胡佛的谈话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人都上了岁数，都很聪明，都住在沃尔多夫大厦，而且我经常是在同一天拜访他们。
我与胡佛的最后一次晤谈，是在1063年8月10日他八十九岁生日那一天。我顺便去走访他。他的护士告诉我，他病得很厉害，简直是不可能康复了。但他的神志一直很清醒。她告诉我，他经常在半夜里起身，倚在他的黄色靠垫上写东西。多年来，胡佛对成百封祝贺他生日的明信片，都亲自一一作答。
护士说，他现在仍旧阅读这些明信片，但不能亲自作答了。
当那位护士用轮椅把他推进房间时，我看到他被病痛折磨得十分消瘦，心里很难过。然而，他的握手还是很有力，声音令人吃惊的宏亮，对事物的评论也简明扼要，且击中要害。尽管他持强硬的反共路线，但他还是支持那个月美国与苏联签定的禁止核试验条约。他的观点是，“这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正如他指出的，“由于中国的缘故，赫鲁晓夫需要朋友”。他不同意阿登纳关于我们可以打中国牌以反对苏联的观点。他指出，她们都处于共产主义的早期阶段，因此是特别爱寻衅的。他也告诉我，中国人民是极富感情的人民，但他们不论对外国人还是对自己的同胞，也可能是“血腥的”。
在1900年义和团造反的年月里，胡佛曾经作为一名采矿工程师在中国工作过。这段经历使他的上述态度显得更富于色彩了。在排外的义和团攻打天津的外国祖界时，他和他的妻子参加了保卫祖界的战斗。当时，义和团和政府军之间也互相残杀。胡佛说，他看见从他的驻地旁边流过的河里，漂浮着成千上万具尸体。照他看来，中国革命的大屠杀恰似同一个故事的另一章。他预言，在二十五年内，毛主义还不能使中国人民改变，因为“要改变一个民族的传统，是一件缓慢的事”。他说，美国应该尽可能少地和他们打交道。
他对肯尼迪比对麦克阿瑟要更宽宏大量一些。他评论道：“肯尼迪比我所期望的要好得多。”
对于戈德华特，胡佛与麦克阿瑟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他认为，最好的办法也许是赋予他以极大的权力，使之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