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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领袖只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能够去做正确的事。对作出正确决定缺乏判断力或洞察力而又想当领袖的人，常常因为缺乏远见而导致失败。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但又做不到的人，常常是因为他们软弱无能而导致失败。伟大的领袖既要有远见，又要有能力去做正确的事。他可以雇用经理们来帮助他完成上述任务，但只有他自己才能制定方向，提供推动力。
使一位领袖着迷的伟大事业可能是一项创新或护旧的事业——冲突中互为对立面的精明强干的领袖经常各有其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些目标是相互冲突的。一位精明强干的领袖，尽管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其生命力比较脆弱，但他可以战胜一位软弱无能却从事一项富有生命力的事业的领袖，或一项邪恶的事业能战胜一项美好的事业。既没有一套简单的、一成不变的准则来预示历史，也不能用它来评价历史。各项事业与领袖人物一样，进行回顾时往往与原来迥然不同。有时，对历史的评价取决于谁取得胜利。历史学家的倾向是，对胜利者比对失败者更为仁慈，对领袖们是如此，对事业也是如此。
在我所认识的真正精明强干的领袖们中，他们都是非常聪明、受过严格训练、勤奋工作和有着强烈的自信心，他们都被一个理想所驱使，同时又去驱使其他人。所有人都目光远大。
有的人则比其他一些人看得更清楚。
与世界历史上任何类似的时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期。在超级大国崛起、相互对峙时，我们看到了巨人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在古老的帝国让位于一大批新兴国家时，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的大变动；在武器的发展甚至超出改变了人们想象的科学幻想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危险渐增的时期。时势造英雄。动荡不定的时代既产生了最优秀的又产生了最恶劣的领袖人物。赫鲁晓夫是一名铁腕式的领袖人物，但他也是一种危险力量，毛泽东推翻了几座大山，但有数百万人因此丧生。
今后将要求具有最卓越的领导才能。据说，那些不善于研究历史的人，肯定会重蹈历史的覆辙，相反，如果一个时代的领袖们能比他们的前任对未来看得更远，那是因为他们比他们的前人更高瞻远瞩。本书写的是过去的领袖人物，但也是为了未来的领袖们。本书中的每一位领袖他们都研究了过去，并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反之，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们这个世界向前发展的快慢和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从他们那里吸取多少教益。
2、温斯顿·邱吉尔——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邱吉尔年轻时，曾对一个朋友谈到对生活意义的看法。他的思想富于哲理性而且特别坦率。他说：“我们都是虫蠕。”又说：“而我确实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
邱吉尔的一生为他自己命运不可动摇的直觉所驱使。他使有些人激怒，使更多的人受到鼓舞。当他追求他决心要得到的事物时，无论他听到多少个“不”字，他也从来不知道这“不”字的含义。一旦他参加军事战役或政治斗争，他总是把“失败”一词从他的词汇表中去掉。
我第一次见到邱吉尔是在1954年6月，当时，我主持了欢迎会，欢迎他以首相身分来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我还记得我等待他的飞机进入我的视线时那种热切甚至是激动的心情。
虽然我多次出过国，见过许多国内外领导人及知名人士，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超过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讲话比罗斯福总统的讲话更能叩动我的心扉。
自从我进入政界以后，我更加欣赏他领导的英国在经受勇气和坚韧精神的最大考验期间对世界的影响。不管如何夸张，都难以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他是二十世纪伟大的领袖人物之一。
我是很幸运的，根据当时的礼仪规定，总统去机场欢迎来访的国家元首，市政府首脑们则在白宫会见他。因此，艾森豪威尔应该欢迎女工，而我则去欢迎首相。
头天晚上，我花一个多小时准备了九十秒钟的欢迎词。当见到飞机时，我又很快将它在头脑中过了一遍。
四引擎的同温层飞机着陆了，它沿着跑道滑行，最后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舱门打开了，过了一会儿，邱吉尔一人出现在舷梯顶部，他戴着一顶珍珠灰色的汉堡帽。使我十分惊讶的是，他的身材看上去竟如此矮小这似乎是因为他肩膀萎缩，大脑袋直接装在他的身体上，仿佛根本没有脖子一样。实际上，他的身高是五英尺八英寸。正如你不会把五英尺八英寸高的西奥多·罗斯福看成“斜人一样，你也决不会想到把他看成是一个“斜人”。
他的助手们围着要帮助他走下舷梯。邱吉尔迅速环顾国周，看到了下面的欢迎场面和摄影机后：他拒绝了任何帮助。
他拄着一根金头手杖，缓缓地走下舷梯。一年前他中过风，枪每走一步，都十分踌躇，显然对自己没有把握。走下舷梯大约一半时，他注意到有四个空军人员在向他致敬，他停留片刻还了礼。
我们握了手，他说第一次见到我非常高兴。象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他的握手并不是褒有力的。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在向国务卿杜勒斯问候之后，他径直走向摄影机和麦克风前。没有等我致欢迎词，他就发表他的到达讲演。他说，他非常高兴地从他的祖国来到他母亲的国土（显然是指他母亲是美国人）。在结束讲演时的热烈鼓掌声中，他作了一个表示胜利的“V”形手势，然后转身大步向我们乘坐的驶向白宫的黑色林肯牌敞篷车走去。我辛辛苦苦地准备的讲话始终没有用上，但似乎也没有认为这是被遗漏的。
当我重读那天我记的日记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个最近中过风的七十九岁的老人，刚刚乘坐了一夜螺旋桨飞机飞越大西洋后，在我们去白宫的三十分钟内，居然还能如此出色地应付那么多的问题。他一直在不停他说着，不停地向道路两边的人们挥手致意。
他告诉我，他曾关注过我数月前的东南亚之行。他特别欣赏我在马来西亚逗留期间到乡下去访问在那里与共产党叛乱部队作战的英国军队。当我告诉他杰拉尔德·坦普勒将军和其他为英国殖民地和缓地向独立过度而作出努力的军官们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他马上回答：“我唯一希望的是，只有当他们准备好行使行政管理职责之后，我们才给他们独立就好了。”四年后我在伦敦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再次表示了仍在关心这件事。
然后他又评论了我亚洲之行访问过的印度支那的局势。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应该作出决定：他们究竟是全力以赴拯救印度支那，抑或对此仅是半心半意敷衍塞责。他一边向人群挥手，一边打量了我一下说：“他们却作出了要参与但不是全力以赴的决策。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向群众微笑了一下后又回过头来看着我说：“副总统先生，世界处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两国人民团结一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有分歧，这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终究是次要的，报纸上总是把实际情况作了夸张。”
这个表面上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交谈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意义。很清楚，他在向我并通过我向政府发出信号，他想要度过难关。两个月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伦敦时曾就印支问题与邱吉尔举行过一次令人不愉快的会谈。报纸随即发表的有关此事的谣传，使英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当雷德福敦促邱吉尔帮助法国保住法国在印支的殖民地时，邱吉尔显然生气了。邱吉尔粗暴地责问道，试想英国人不曾为自己保住印度而战，为什么他们必须为法国能够保住印支而战。雷德福不象极有外交经验的人，他感到，如果英国拒绝与我们一起努力去击退共产主义者在亚洲的侵略，国会可能对“英国不满。
对此，邱吉尔生硬地回答道：“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
邱吉尔不愿意提议在印支反对越共，因为他担心共产党中国会进行干预。他想这样会导致中美之间的战争，使苏联卷入，并使欧洲成为战场，使英国成为一个目标。可是当雷德福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这次会谈时，总统感到意外和震惊。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种种艰难曲折，却是进行反抗的象征的邱吉尔看来在东南亚几乎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