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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周后我见你。”
当时余秋里已经奉调担任国家计委主任。1月3日下午，余秋里在京西宾馆一间会议室里听取了王进喜和大庆代表的汇报。王进喜对这位老领导讲，大庆工委已无法工作，基层队长指导员也遭到揪斗，油田已经乱得不成样子，可现在有的人竟然还嫌乱得不够，提出要停产闹革命。这时，一个“群众代表”情绪激动地说：“应该停下来。每年冬训不也是停下来吗？今年更得停。”余秋里表态说：“停也不是不可以的。咱们来商量一下看看停什么？停止采油行不行？采油停了全国工农业生产、部队战备没油用，不得了，不能停。停注水行不行？注水停了地下压力补不上，不能停。供应部门停喽？可油田生产物资、套管、钻杆得提前调进，为全年做准备，也不能停。地下观察停喽？但油田生产需要及时了解地下动态，不能停。运输停喽？那咱们靠什么走路呢？油田生产、生活、吃饭离了运输寸步难行，不能停……”余秋里越说越激动，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大声说：“采油不能停，井下不能停，炼厂不能停，水电不能停，科研不能停，维修不能停……”一连说了十几个“不能停”。余秋里接着说：“大庆生产不能停。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下，我建议你们和群众组织一起商量在各指挥部建立起一个管生产的班子，人员不要论资格，只要能干起来就行。把真干工作的选出来，把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起来。如果重要岗位人不够可以从其他油田厂矿调一点补充，一定要保证生产正常运行。”
余秋里最后对王进喜说：“这次运动不少劳模都受冲击，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不管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临别时他又握住王进喜的手，嘱咐了很多话，最后笑着说：“铁人，你铁人也可以造反嘛。但一定要造错误的反，我有错误你就造我的反！”
第二天，周恩来几经调整日程安排提前接见了王进喜。石油部的康世恩、李人俊、唐克等人也参加了接见。
一见面周恩来就对王进喜说：“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你谈主要的。”
王进喜说：“总理，现在大庆乱得不行，眼看生产受到影响啦，实在让人着急。”接着，他把领导干部被揪斗，基层干部受冲击，技术干部被打成“反动权威”不能工作，生产没人管，一些青年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大批的人进京等等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一边听一边记，还不时地插话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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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庆功会开成了批斗会（2）
听完王进喜的汇报，周恩来说：“前些日子陈永贵同志也来了，也是为了山西的革命形势。今天你谈的情况很重要。石油是保证国计民生和国防的重要物资，出了问题不好交待。毛主席很关心石油工业，很关心大庆，我们可不敢掉以轻心。你回去要向干部工人传达，向大家讲，一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决不允许停产闹革命。现在形势很复杂，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清醒。我们都要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事业，坚持真理，坚持党的原则，不能落井下石。防止在大风大浪里摔跤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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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铁人”遭迫害
带着周总理的嘱托，1月10日，王进喜转道哈尔滨回到了大庆。虽然离开仅10天时间，但大庆更加乱得不成样子：群众组织遍地开花，各级干部、包括班组长都被揪的揪，靠边的靠边。正常工作秩序完全被打乱。这些群众组织都有油印机，都可以贴大字报，出小报，撒传单。他们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大造夺权舆论。
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和讲话精神，王进喜一面深入基层井队、车间、管理站直接向群众传达；一面想争取得到油田群众组织的支持，造成较大的声势，形成统一的舆论。1月13日，经过多方工作，油田几十个有影响的较大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职工医院召开联席会，王进喜在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提出要开一次全油田的大会，贯彻总理讲话精神。
王进喜的传达立即引起激烈争论，会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最后会议围绕着“大庆是红旗还是黑旗”，“王铁人是红线人物还是黑线人物”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王进喜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说：“王进喜是铁人是泥人问题不大，我才值几个钱？但大庆油田必须肯定，她是我们广大干部、工人、家属苦干6年干出来的。大庆就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谁要是造大庆红旗的反，广大职工决不会答应，就要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当前革命要搞好，生产更要搞好！怎么搞好？我想最最重要的是贯彻总理指示和‘一八讲话’精神。希望大家可不能糊涂，不能含糊。”
王进喜反对停产闹革命，努力维护大庆生产局面的努力，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但也成为一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们的眼中钉。在张春桥攻击王进喜之后，1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又在对红卫兵的讲话中大肆攻击先进人物，号召起来造标兵模范的反。
危险正一步步向王进喜逼近。1月25日，王进喜来到大庆总机厂宣传周恩来指示，动员职工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他正和几个工人谈话，突然进来几个人把他抓了起来，弄到一个小黑屋里。造反派的人们拿出皮鞭、尖刀、棍棒，摆上录音机，逼迫王进喜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有男女作风问题”，要承认上北京向总理汇报的是“假情况”，要他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他们在大庆召开了对王进喜的批斗大会，大会除中心会场外还设了114个分会场。当时的斗争很残酷，王进喜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在批斗会上，造反派让他跪玻璃碴子，要他承认是叛徒、工贼，是“保皇派”。王进喜只是说：“我是苦出身，根本就不是什么叛徒、保皇派。我只保毛主席，保党中央，我们打井没有错。”
当时，大庆的形势十分严峻，有的单位把王进喜“揪走”，轮流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个人正声嘶力竭地批判大庆、大庆红旗、大庆精神，王进喜越听越气愤，他呼地站起来，甩掉身上的棉大衣，大声吼道：“大庆是毛主席的大庆，是全国人民的大庆，谁敢反对毛主席，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把他砸到地底下去。”
造反派将王进喜关进了“牛棚”，一个造反派小头头拿着一份写好的攻击大庆红旗“十大罪状”的材料对他说：“只要你划个道道，就放你出去。”但铁人不为所动，他说：“我识字不多，可是你们写的这些字，我还认得，你们就是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也别想让我划上一笔！”这些人在王进喜身上施加暴刑，脖子上挂开水桶，用烟头烫后背，扒掉身上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地，又脚踩在身上。王进喜硬是挺住，没说过一句软话。
由于大庆生产指挥系统被打破，各项行之有效的生产制度和工作制度无法坚持，注水系统不完善，泵站生产不正常，该注水的不注水，新井投产大量增加，而注水量反而下降，油井含水量急剧上升，油田的形势越来越危急。
第八章 周恩来关注大庆
周恩来一直关注着大庆和王进喜的情况。王进喜遭受迫害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庆油田生产形势恶化，周恩来非常痛心，也十分着急。一次石油部的几位领导到周恩来那里开会，当石油部汇报到王进喜受迫害的情况时，周恩来听着听着竟流下了泪水。他哽咽着说：“大庆是毛主席树立的红旗，王铁人是大庆红旗的模范代表，他对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有功，听说有人把他抓起来，还要打倒他，我很痛心。”后来康世恩回忆说，他一生见到周恩来流过三次泪，为王进喜流泪便是其中的一次。
后来周恩来亲自安排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负责将王进喜接到北京。2月26日，主管石油工业的李富春副总理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王进喜和石油部机关及大庆的群众组织代表。随后周恩来又抽出时间接见了他，并当着一些群众组织代表的面表态说：“铁人是大庆红旗的模范代表，怎样对待铁人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关系到大庆，关系到一大批劳模标兵。”
面对大庆的混乱局面，周恩来心中十分焦虑。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大庆不能乱”。
1967年1月8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周恩来接见了大庆油田及其他油田群众组织的代表。为了防止有人借机闹事，在接见之前周恩来作出明确规定：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