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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员问：“你究竟要注意北京的什么情况呢？在你的日记里面，已经表达清楚了。现在宣读和投影姚文元1976年4月3日就是你打电话这天的日记。你可以看看。”法庭投影并宣读这篇日记：“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是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宣读后，审判员问：“悼念周总理怎么就成了垂死的反动势力的挣扎呢？”姚文元回答：“因为我当时觉得到天安门去悼念的有一部分群众并不是真正的悼念周总理，所以，我觉得他们提出悼念周总理，目的还是要反对‘四人帮’。那么，我当时自己就是被反对、被推翻者之一……”审判员问：“那就是说你感到你的末日来临。是这个意思吧？”姚文元回答：“当时还没有这样子迫切感觉，但是确实感觉到自己是被反对。”审判员问：“知识分子怎么就成了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了呢？”姚文元回答：“因为这些单位里去送花圈、发传单的人特别多，所以我引出了这样的感想。”
审判员问：“送花圈去悼念周总理这是有罪的，你的结论是这个？”
姚文元回答：“不是，我是说送花圈，发传单，花圈上都是有诗的，很多诗，骂你，而且骂的话，我当时觉得太刻毒了……”审判员问：“刻毒，哪有你这么厉害，你要枪毙一批嘛？”被告人姚文元开始发急，讲无论如何允许解释一下这句话：“起诉书上说是我的主张，不是，主张至少是要对一个人发表，这个从来没有对人发表过，怎么能够说成是主张呢？也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
公诉人检察员钟澍钦发言：“姚文元的日记暴露了他反革命意图，是他的思想动机。但是他后来的行动，实现了他反革命意图，并不只是思想上的问题。”
当法庭转到调查姚文元要鲁瑛派记者到天安门收集材料的事实时，审判员张敏问：“记者搜集来的材料，你登了《情况汇编》没有？”姚文元答：“这个我不能全部回忆起来……。”
法庭宣读了鲁瑛1976年12月5日的揭发材料（节录），其中说姚文元在南京事件后，要鲁瑛派记者到天安门“去看看去的人在干什么”。姚文元还说，“这些情况可以在《情况汇编》上反映，未登以前，先打样子给我看。”宣读后，姚文元说：“这个是事实。”
审判员问：“这些《情况汇编》把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言行说成是什么呢？是发表反革命演说，或反革命口号，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是一小撮坏人，是反革命分子。这些都是不是你说的，或你修改的？”姚文元答：“是的，这些是我在清样上修改了加上了自己的观点，这是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检察员钟澍钦发言，指出姚文元只承认犯有错误，而不承认反革命罪行，仍坚持反革命立场。姚文元诬陷迫害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实行镇压，他的罪行是严重的，他的罪责是不能推卸的。
审判长曾汉周向被告人姚文元宣布：“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犯罪事实，法庭调查终结。”他宣布：“把被告人姚文元带下去。现在休庭。”
对姚文元第四次开庭 法庭辩论（1）
1980年12月19日上午，第一审判庭对姚文元第四次开庭。
出庭审判人员：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和审判员17人。
出庭检察人员：副厅长喻屏和检察员2人。
出庭辩护人：律师韩学章、张中。
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他宣布第一审判庭就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姚文元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辩论。
首先由公诉人检察员钟澍钦发言。他着重讲了以下几点：
1。 被告人姚文元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舆论炮制者。他控制指挥舆论工具，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妄图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他制造舆论，给广大干部和群众横加罪名，进行镇压；他利用舆论工具，煽动破坏，制造混乱，搞乱中夺权。他指使授意撰写和他亲自修改审定的大量文章、报道，把革命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在走的走资派”、“老走资派”、“复辟狂”、“坏人”、“暴徒”、“反革命分子”等。他的反动文章，对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帮派分子是反革命动员令，煽动他们对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施行迫害、镇压，指挥他们进行反革命篡权和各种破坏活动。所以，早在1966年，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江青就看准姚文元是一条“棍子”。1966年6月2日，姚文元的日记记述了江青的一句话，说要用他这条“棍子”“参战十年”。我们党和国家以及各级党政军的一些领导干部，一些革命群众，在林彪、“四人帮”为害十年中被打下去，姚文元这条“棍子”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一个用反革命舆论杀人的凶手。
2。 被告人姚文元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的同时，伙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密谋策划，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犯罪活动，是姚文元提出“已有庐山会议气息”，定性诬陷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阴谋篡权；是姚文元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总后台”，公开登报，煽动迫害。姚文元伙同张春桥，诬陷迫害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领导干部。1976年春，他把南京、北京等地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革命行动，诽谤为“反革命逆流”，“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诬陷革命群众是“反革命分子”。指使鲁瑛派人搜集材料，编写《情况汇编》特刊，施行诬陷迫害。并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要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姚文元还伙同张春桥，在1967年5月7日，支持原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制造济南武斗事件，镇压群众，造成重大恶果。
上述所有大量的事实证实，姚文元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积极参与者，是这个集团的主犯，是这个集团的“喉舌”。
3。 被告人姚文元在事实面前，拒不认罪。他把他的反革命罪行，无理辩解为错误和严重错误，抵赖狡辩，推卸罪责。
根据我国《刑法》第92条、第98条、第102条的规定，建议特别法庭对姚文元的反革命罪行，依法予以惩办。
接着，由被告人姚文元进行辩护。他在法庭上将他早就准备好的辩护稿，一层层展开，读道：
“（1）我和林彪挂不到一起，同林彪的反革命罪行更挂不到一起。（2）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陈伯达、姚文元控制舆论工具这个控告，这在林彪这一部分是完全不符事实，在江青这一部分，我认为在主要的方面也是和事实不符合的。（3）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和我诬蔑上海市委、污蔑陈丕显同志，希望法庭根据证据，说清楚张春桥要负什么责任，我要负什么责任。（4）起诉书指控王洪文去长沙那一次我有参加污蔑迫害周恩来总理之罪，这同事实不符。（5）到湖南去这一次，究竟是谁定的调子，到底去之前，我知道不知道，我请法庭根据事实加以判断，根据法律加以衡量。（6）起诉书指控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把群众的革命行动，扣上‘反革命分子’，‘一小撮坏人’等的帽子，是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认为我的问题同这个罪名连不到一起。（7）关于起诉书列举的文章。文章并没有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老干部诬陷为‘走资派’，‘老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攻击了一部分干部。我觉得不能把文章中凡是使用‘走资派’这个名词都叫反革命煽动。”
对姚文元第四次开庭 法庭辩论（2）
被告人姚文元辩护后，辩护律师韩学章发言，为被告人姚文元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辩护：
“本案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在确定反革命集团中的各个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既要把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和从犯加以区别，又要把各主犯之间在反革命集团中所处地�